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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带“猪”地名十余处 多因山形或传说得名

原标题： 泉州带“猪”地名十余处 多因山形或传说得名

泉州带“猪”地名十余处 多因山形或传说得名

改革开放以前，泉州农民家里大都会养头猪，过年猪圈得贴“六畜兴旺”

■早报记者 张素萍 龚翠玲

地名的背后，往往蕴藏着一地的历史渊源、文化底蕴和民俗风情。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是“猪年”,您知道泉州有多少带“猪”的地名吗?它们又是缘何得名的？

近日，记者在查阅大量泉州地名录及资料后粗略统计,泉州带“猪”的地名10余个，主要集中在惠安、安溪和永春的乡镇。其中安溪多数是自然村名，而惠安多是山名。

泉州含猪地名较少 惠安最多均为山名

近日记者前往泉州市民政局，翻阅了1981年和1982年出版的泉州市区及各个县(市、区)的地名录，通过多个渠道了解这些地名的缘由。

相比传统十二生肖中的“龙”“牛”“鸡”等，大泉州范围内带“猪”的地名明显较少，全市范围内只有10余处，且大多分布于洛江、惠安、安溪、永春、泉州台商投资区的乡镇。经初步统计，全市带“猪”的地名中，惠安有6处、安溪4处、泉州台商投资区3处、永春2处、洛江1处。

《惠安县地名录》显示，惠安涂岭的“土猪坑”海拔384.9米，“豪猪空”山海拔471.2米，“死猪头山”海拔347.6米；而惠安黄塘镇有座“猪母石”山；惠安螺阳也有“猪母山”。

泉州台商投资区张坂镇带“猪”地名有3个，分别是海拔147.1米的猪母石山、高仅60米的“猪头山”和名为“猪肝石”的小山。

安溪含“猪”的地名有4个，皆是自然村，也称作自然角落，这些地方都只有几户人家；永春带“猪”的地名有2个，一个是位于永春达埔的“猪槽潭水库”，一个是位于永春东平的“猪头垄”山。

因山形或传说得名 惠安“猪母洞”传说能出米

泉州市民政局地名科有关负责人介绍，全市带“猪”的地名并不多，这些地名的得来大多有几种原因：有的是原来在那个地方养猪或杀猪，有的是因为山形地貌像猪，有的则与神话传说有关。

例如安溪城厢有个叫“猪寮”的自然村，就因1958年勤内大队在此建棚寮饲养生猪而得名。而在安溪县虎邱镇和剑斗镇分别有个猪母穴自然村，其中位于虎邱的猪母穴因山形似一卧姿母猪而得名。而在龙门镇有个“风猪母”，原称封猪母。据资料显示，明初陈氏先人到此地开发时，发现其地有一块石，形似母猪，建厝时即将此石定点于大厅中，意为封住母猪，才会六畜兴旺，后遂称风猪母。

有意思的是，惠安辋川有个坊间皆知的“猪母洞”，这里流传着“石猪出米”的传说。“猪母洞”也叫虎屿岩，是惠安县文物保护单位。据传，山中曾有一得道成精的石猪母，昔日能知僧人、香客的数量，能按来人多少从屁股小洞中流出足够的白米来，供山上之人食用。后因一贪婪僧人企图把石母猪屁股扩大，以得到更多的白米，哪知铁錾一打进，灵窍变“死穴”，从此绝了米源，因此虎屿岩得名“猪母洞”。

旧时过年 泉州人家猪圈也贴春联

农历猪年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关于猪的话题和元素备受关注。泉州师范学院闽南文化生态研究中心主任陈桂炳教授介绍，旧时泉州人家会在猪圈贴“六畜兴旺”的春联。猪是六畜之一，改革开放以前，泉州的农民家里大都会养头猪，在当时猪养大卖出后可获得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因此农民对自家所养的猪能否健康成长高度重视，要过春节也不忘给猪圈贴春联。

“猪是吉祥文化的象征。”陈桂炳教授说，去年11月下旬，南安九都中学期中考试奖励优秀学生猪蹄，据说其寓意是“金膀（榜）蹄（题）名”，且与我国历史上的“雁塔题名”的典故有关。唐代新中进士，要去唐都长安城的大雁塔题名，因此以“雁塔题名”代称进士及第。题名需用朱笔，而“朱”与“猪”同音，“蹄”与“题”音谐，所以猪成了青年学子金榜题名的吉祥物。

此外，民间还认为“肥猪拱门”吉祥，肥猪俨然成为一个传送福气的使者。

多特青训负责人：穆科科青年时比赛方式几乎无法复制到一线队

新华社柏林8月25日电，多特蒙德青训学院主管保罗-沙夫兰在谈到足球人才培养时表示：“如果赢得青年赛事冠军的球员，此后没能在职业生涯中迈出重要一步，那么这些冠军本身就没有什么价值。若每个赛季能有两到三名青训球员真正进入多特一线队，就已经是‘完美的工作’。”

2000年前后，处于低谷的德国足球启动青训体系改革。青训中心逐步成为职业俱乐部的准入要求，德国足协也建立起覆盖全国的人才培养网络。十余年后，改革成果集中显现，德国队于2014年第四次捧起大力神杯。

然而此后，德国队2018年、2022年连续两届世界杯止步小组赛，今年又在世界杯32强战中被巴拉圭队淘汰。

“我们过去太重视青年足球里的竞争，反而有些忘记了发展的意义。”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特蒙德青训学院主管保罗-沙夫兰表示，德国青训需要改变的不只是训练方法、赛事制度，更要重新回答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才算青训成功？

保罗-沙夫兰的答案很直接：“两年前我们就明确——如果赢得青年赛事冠军的球员，此后没能在职业生涯中迈出重要一步，那么这些冠军本身就没有什么价值。”

长期以来，联赛排名、杯赛成绩和各年龄段冠军，是衡量一家青训学院成绩最直观的指标。但在保罗-沙夫兰看来，过于追求这些指标，有时反而会偏离青训的初衷。

“我们自己也赢过很多青年比赛的冠军，但并没有把足够多的球员送进一线队。”

保罗-沙夫兰以穆科科为例，这名曾经轰动德国足坛的少年射手，在多特青年队时期拥有惊人的进球效率，保罗-沙夫兰以“一个赛季50到60球”来形容穆科科当时在青年比赛中的统治力。

但多年后回看这段经历，保罗-沙夫兰更关心的是穆科科“怎样进球”。他说，穆科科青年时期的不少进球，是在中场附近拿球后，依靠速度和个人能力直接突破防线完成的。“这种比赛方式几乎不可能复制到一线队，可能除了梅西，没有多少球员可以做到。”

这也是青年球员培养中的一个难题：一名身体发育较早，或某项能力明显高出同龄人的球员，可以依靠优势不断进球、帮助球队获胜。若只看眼前成绩，教练没有理由改变他的踢法；但这样的优势，未必能带到成年赛场。

保罗-沙夫兰说，如果现在再培养一名类似特点的球员，他可能会让其更多尝试10号位、8号位，而不是长期固定在中锋位置。代价可能是进球减少，青年队的成绩也可能受到影响。“你可能因此每个赛季少30到40个进球，但最终可能得到一名更好的球员。”

对于真正有潜力的年轻人，多特甚至会主动给他们增加挑战。保罗-沙夫兰提到，一名U17球员曾是同年龄段的明星，升入U19后却突然失去主力位置，一度十分挣扎。在这个案例中，教练组没有让他回到U17继续当核心，而是让他留在U19适应竞争。

保罗-沙夫兰认为，从青年队进入成年队，本就是球员成长过程中最难跨越的一步。如果在青训阶段始终处于舒适环境，真正进入一线队后反而更难适应角色变化。

在保罗-沙夫兰看来，过于看重比赛成绩并非多特蒙德一家俱乐部的问题，德国青少年足球长期存在把成年足球过早移植到儿童足球中的倾向。

“你去看基层比赛，会看到太多教练试图把成年足球复制到儿童足球里。”

对于六七岁的孩子，比起阵型、站位和胜负，获得更多触球机会更重要。保罗-沙夫兰认为，如果儿童过早按照成年足球的方式进行大场比赛，每个人真正接触和处理球的机会反而有限。

近年来，德国足球已经着手改革。低年龄段更多采用小场比赛，增加孩子的触球次数；减少不必要的长途参赛；U17、U19最高级别青年赛事也完成重组，赛季第一阶段更多采用区域化比赛，此后再按照竞技水平重新分组。改革的出发点，是让比赛更多服务于球员发展，而不是让球员发展服从于比赛结果。

年轻球员频繁更换青训学院也是保罗-沙夫兰关注的问题。据他介绍，一名年轻球员整个青训阶段平均效力的青训学院数量，在欧洲五大联赛总体约为1.6至1.7家，而德国接近2.5家。

在他看来，每一次转会都意味着重新适应教练、战术、队友乃至生活环境。短期看，从小俱乐部进入更大的青训学院似乎是一次“升级”，频繁更换环境却可能打断长期培养的连续性。

德国近年来因此提高了青年球员在青训机构间流动的门槛。保罗-沙夫兰说，这对俱乐部短期选材并不方便，但从长远看有利于德国足球。

如果冠军不是最重要的标准，什么才是？保罗-沙夫兰给出了一个现实的数字：每个赛季如果能有两到三名青训球员真正进入多特一线队，就已经是“完美的工作”。

一线队位置有限，顶级青训学院不可能把每一名年轻球员都培养成自己的职业队员。沙夫兰认为，青训既要把真正具备顶级潜力的人推向更高水平，也要帮助没有获得晋升机会的球员找到下一条路。

在多特蒙德，球员最迟会在每年2月得知自己下赛季能否进入更高年龄组。如果不能留下，俱乐部会与球员及家长沟通，帮助寻找其他俱乐部、其他青训学院甚至海外机会。保罗-沙夫兰把这称为“预期管理”。

“瓶颈会越来越窄。”保罗-沙夫兰说，如果从一开始就让每名U17球员都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成为多特一线队球员，那么最终的淘汰只会更加残酷。

一家顶级青训学院，每年真正能够送入一线队的球员或许只有两三人。在保罗-沙夫兰看来，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人的培养失败。青训的责任既包括帮助少数人走向最高水平，也包括让更多年轻人认识职业足球的竞争规律，并为不同的发展道路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