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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祖儿和杨受成被造谣什么情况?容祖

网上传闻的容祖儿和杨受成天涯被造谣是什么,据了解,有网友似乎在天涯恶意编造容祖儿和杨受成的虚假新闻,来博取网友眼球。其中有容祖儿被杨受成玩烂...

大数据公布 泉州“借阅达人”一年借书969本

本报讯(记者 张素萍 通讯员 王明雄 文图)每打开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今天是第25个世界读书日。昨日，早报记者采访了泉州市图书馆和多位市民，调查了解咱泉州人的阅读方式和习惯。泉州市图书馆的阅读大数据显示，市民蓝县喜先生在2019年里共借阅了969本书，成为排名第一的“借阅达人”，而被借阅最多的书籍是《没眼人》。

市民在百姓书房阅读 （资料图）

纸质阅读

图书流通193万册次文学传记类最受欢迎

泉州市图书馆办公室主任王明雄介绍，随着泉州市图书馆少儿分馆、百姓书房等相继开放和完善，办理借书证的人数渐渐多了。统计显示，2019年全年，泉州市图书馆全馆的流通图书册次达193万余册次，其中外借图书96万多册次，外借读者人数67808人，人均纸质图书14本，“这是本馆读者阅读本馆书籍的数据，不是泉州市民的阅读数据。”王明雄解释。

从泉州市图书馆的借阅排行榜来看，文学传记类书籍高居排行榜前二十。其中，《没眼人》《影响中的创造：贾平凹小说的独异生成》《九个人》《瑞雪丰年》《爱的天空》分别名列榜单前五。据悉，《没眼人》一书是作者亚妮通过长达10年的跟踪拍摄后所写的，完整再现了没眼人的前世今生，该书曾被评为“2017年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

泉州“借阅达人” 每天坚持为儿“读”书

泉州市图书馆2019年读者借阅排行榜表明，有人一年借了969本书！“我借的书，很多是给孩子看的。”家住市区崇福路的这位“借阅达人”蓝县喜告诉记者，从儿子上幼儿园中班开始，他便带领孩子开启了阅读之旅。“开卷有益嘛，我希望孩子从小多读点书，养成阅读习惯。”蓝先生说，他每天坚持不间断地为儿子“读”书，“通常是我读他听。最初我们几乎把市图书馆东湖馆区少儿部的书看完，后来就去刺桐路少儿分馆，一次都会借五六本。”

位居“读者借阅排行榜”第二名的是市民谢敏梅，2019年她借了497本书。她告诉记者，事实上借书的是她的儿子唐维钦。“借得最多的是小说类书籍，一次借七八本，每天至少阅读1小时，有时候一天就能看完一本书。”12岁的唐维钦，是丰泽区第一中心小学五年级学生，《查理九世》系列、《装在口袋的爸爸》是他喜欢的书籍。

人均阅读2.84本 三成以上民众选择听书

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成果显示，我国成年人纸质读物的阅读量、阅读时长都有所下降，而数字阅读的时长有所上升。2019年，76.1%的成年人用手机阅读，24.8%的成年人在电子阅读器上阅读，这两项均比去年有所增长。据统计，去年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2.84本，人均每天读书时长为19.69分钟，近八成是18岁至49岁人群。

虽然“读”的书少，但是“听”的书多。“现在有很多APP可以听书，囊括了文学名著、英语、百科、童话故事等内容，在听的过程中不知不觉能学到很多知识。”家住市区湖心街的柳女士说。“边跑步边听书，8公里也变得不在话下了！”泉州某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吴先生告诉记者，长跑考验耐力和信心，但听着书跑着步，前面的路似乎就没那么难了。

报告显示，2019年有声阅读继续较快增长，三成以上民众有听书习惯。

电子阅读

疫期更多人阅读 相关作品受青睐

4月20日，亚马逊中国发布《2020全民阅读报告》显示：在亚马逊平台上，46%的读者每天利用30分钟至1小时进行电子阅读。总体上看，经典名著仍是最受读者青睐的图书类别。而不同年龄段的读者，则呈现出各自的阅读偏好。据统计，“50后”“60后”选择经典名著、历史传记的占比更高，“70后”“80后”偏爱社科人文、经济管理类别的书目，而“90后”“00后”对中外文学，特别是科幻及网络文学表现出浓厚兴趣。

令人关注的是，疫情防控期间，很多人利用“宅家”时光遨游书海，从阅读中获得精神慰藉和自我提升，超七成读者反馈自己在疫情期间阅读量较平日有所增加。《血疫：埃博拉的故事》《鼠疫》《霍乱时期的爱情》等大批与疫情和传染病相关的作品受到读者青睐。泉州市图书馆电子阅读平台显示，电子阅读排行榜前10名，就包括《儿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护》等书籍，而童书插画家凯特·格林纳威的《窗外》高居榜首。

靠音乐养活自己，这么难吗？

　　近来，各大音乐平台相继推出扶持独立音乐和原创音乐人的计划，有的平台甚至拿出上亿元资金支持音乐人；而在各大音乐论坛中，“想做音乐要不要辞去本职工作”“音乐人如何靠音乐获得理想收入”成为圆桌讨论环节的热门话题。这不禁让人发问：音乐人的生存状况真的这么差吗？

　　音乐圈中，能成为明星的歌手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默默耕耘的普通音乐人才是推动行业发展的基石。可他们的收入令人担忧，仅凭线下演出难以维持生计和持续的音乐创作，拥抱互联网和商业合作成为年轻音乐人的选择。

　　收入低 驻唱所得20年没变

　　马铮是一位从事印度西塔琴演奏和音乐创作的音乐人，当被问到收入现状，他回答：“非常凄惨。”

　　一般情况下，创作、演出、被听众认识是音乐人获得知名度的必经过程，线下演出是音乐人展示自我的重要平台，不少民谣、摇滚音乐人都是在livehouse中崭露头角。但在真正成名之前，音乐人在livehouse的演出几乎无法带来收入。“一场演出几乎赚不到钱，门票钱很少，乐队几个人一分就没什么了。”马铮一笑，“这么说吧，我开车去livehouse演出，要是出来发现停门口的车被贴了条，这场就白唱了。”

　　音乐制作人、浙江音乐学院流行音乐系副主任王滔说得更加具体：“1998年我读大学那会儿，在小型场地或者酒吧唱歌一晚上能赚300元钱，20年过去了，现在杭州酒吧的歌手工资还是这个数字，生活压力当然很大。”王滔说，在这种情况下，不少爱好音乐的人都不敢专职从事音乐。

　　在网上流传的一份由中国传媒大学发布的《2019中国音乐人生存状况报告》中显示：绝大多数音乐人仍生存艰难，近半数音乐人的税前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全职音乐人仅有12%，近半数非学生音乐人的税前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月收入能达到1万元以上的只有9.3%。

　　目前，不少平台开通了打赏或流量分成等功能，确实为音乐人开辟了新的渠道。但打赏是用户自发行为，难以成为持续性收入。而一位在bilibili视频网站上传作品的音乐人透露，流量分成以点播量计算，大概每一百万点击量，能拿到三四千块钱左右，“完全指望打赏或者分成，肯定是活不下来的。”

　　成本高 音乐制作开销大

　　当兼职做音乐成为普遍状态，王滔表达出他的忧虑：“做音乐需要投入的精力和成本非常大，如果不全职做音乐就很难做出好的音乐，音乐人也很难熬出来。”

　　最显而易见的成本就是钱。王滔算了一笔账，对摇滚乐队来说，收入来源主要是参加音乐节。“不说那些在《乐队的夏天》里火的乐队，就说大多数没有太大名气的乐队，5个人的乐队上一次音乐节，一共有一万元左右的演出费。”假如这些乐队一年能上四五十场音乐节，那就是50万元的收入，平均到一个人大约在10万元左右。

　　“可是他们还要拿这些钱做音乐。一首歌的制作需要编曲、录音、混音，一首歌需要差不多一万元的制作费，很多时候一万元都不太够，这还是在词曲都是这个音乐人自己写的情况下，一年10万元哪够？”王滔说，除此之外宣传推广还需要花钱，“没有宣传就没有人继续找他们做演出，大多数音乐人的生活还是很艰苦的。”

　　时间成本也是音乐人考虑的一大问题。由于马铮从事西塔琴演奏，这项独特的乐器让他有不少机会在综艺节目和明星演唱会中担任伴奏，“如果只做一个乐手，我这种小众乐器面临的竞争不是很大，收入还是有保障的，但几乎会用了我所有的时间。”马铮说，这对一个原创音乐人来说很“可怕”，“创作需要大量的时间，如果我全年都在做乐手，就根本没有时间创作，如果一直创作，就可能填不饱肚子。”这种情况在音乐圈中非常普遍，被马铮和他的朋友称为“成熟的乐手被‘抽干’”。

　　年轻人 拥抱网络和商业合作

　　“如果只是像传统音乐人一样白天写歌、晚上出去唱歌，走红的几率不会特别高，收入也很有限。”但王滔发现，不少90后音乐人开始想办法在互联网做“网红”，并通过一些商业合作增加自己的收入。

　　他想起浙江音乐学院的几位学生，四人组成一个组合，在抖音平台上发布歌曲，也帮人翻唱推广。“比如别人创作的词曲，请她们几个专业的人来唱，为这首歌做推广。”王滔说，有时她们也接一些帮人“带货”的商业活动，这样一个月每人平均收入有几万元。他还表示，现在音乐院校的学生把音乐当成产业来做，学生中出现不少类似的“网红”，他们推出歌曲也会彼此推介，互带流量。

　　独立音乐人过去被看做是一个与商业绝缘的群体，但如今年轻音乐人愿意接受商业性的合作。颜人中是一位在网易云音乐上崭露头角的90后音乐人，他刚接手了一个与某瓜子品牌合作的音乐项目。“无论是商业合作还是唱自己的歌，本质上都是音乐。我也唱过游戏音乐的歌曲，不仅可以尝试不同的曲风，打游戏的时候听到这些歌也觉得很有趣。”颜人中说，他身边很多年轻音乐人都有商业合作，他对此的态度也是：如果歌曲适合自己，并不排斥。

　　在王滔看来，音乐圈的生态随着互联网音乐平台和短视频平台的发展被改变，音乐人的收入情况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纯做线下演出的音乐人比较困难，年轻人愿意与新媒体和商业合作，情况会相对好。”王滔说，以往人们看待“网红”难免有偏见，但现在很多年轻音乐人，比如隔壁老樊、颜人中、陈雪凝都是从网上走出来的，“只要歌唱得好，有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