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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门窑：古代泉州离海最近的窑场

其宋元时期产品在器物的釉色、器型和装饰纹样等方面彰显大气、包容与开放的时代艺术之美；古窑址见证了泉州海洋贸易的兴盛

社区展馆为民众介绍东门窑址的沿革情况

核心提示

东门窑址，位于今天的泉州市丰泽区华大街道城东社区内，该遗址分为南窑和北窑两个区域，是泉州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陶瓷商品的重要生产窑场之一。东门窑临近泉州港，交通便利，资源丰富，其陶瓷生产与外销一度十分繁盛。该窑址对于研究古泉州港乃至福建的陶瓷外销史，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记者 吴拏云 文/图（除署名外）

窑址上有7条窑炉遗迹

17世纪，欧洲人在一本记录西方与中国瓷器贸易往来的《葡萄牙王国记述》书中，将龙泉青瓷称为“是人们所发明的最美丽的东西，看起来要比所有的金、银或水晶都更可爱”，可见古代龙泉青瓷在欧洲的受欢迎程度。宋元时期，在泉州东门外的碗窑乡也曾大量产出青釉瓷。这种青釉瓷，釉呈天青色，青中泛灰或青中泛褐，玻璃质感较强，透明莹亮，釉面呈细小冰裂纹，属窑变的自然开片，其风格颇具浙江龙泉青瓷特色，故被称为“土龙泉”。除了青釉瓷器外，东门窑还生产青白釉瓷器、白釉瓷器、青黄釉瓷器等。当时东门窑的瓷器行销海内外，尤以东南亚的国家和地区为主，东门窑也因此成为闽地陶瓷商品的重要生产窑场之一。

如今前往东门窑址，我们发现窑址位于泉州市丰泽区华大街道城东社区的碗窑和后路两个自然村落。据介绍，遗址分为南窑和北窑两个区域，窑炉沿南北山坡陵坡处构筑。两座小山坡为一条早年可供运载货船通行的窑址溪间隔。

泉州市博物馆的考古报告显示，东门窑址上有窑炉遗迹7条，其中北窑4条，南窑3条，分布总面积约8万平方米。其中北窑遗址面积较大，南窑遗址较小。北窑4条窑炉遗迹中，有一条保存相对完好，窑头、窑尾、隔墙、护窑墙、窑门均有保留，两侧窑壁也均有部分留存，是典型的龙窑形态。其余3条保存相对较差。窑址周围均有众多瓷片堆积存在；南窑3条，仅其一发现窑头、窑尾，窑炉周围亦有大片堆积层。总体来看，窑长在50米至80米之间，窑宽有2.5米至3.2米不等。另外，北窑勘探区域有疑似作坊遗迹一处，现保存一口大陶缸，并在该区域出土轴顶箍等窑车上使用的构件。

据悉，东门窑俗称“碗窑”，遗址遗迹发现于1953年，后经专家考查认定，这里的窑场创烧于唐，盛烧于宋元，废于元末明初。其遗址遗存丰富，是研究宋元时期泉州陶瓷生产技术、工艺以及外销瓷的重要实物资料。

窑址附近瓷器残片随处可见

窑场盛烧达数百年之久

据泉州市博物馆陈冬珑撰文介绍，泉州制瓷手工业始于德化与永春交接的商周辽田尖窑址，该窑址上曾出土原始瓷、窑具、生产工具等标本；隋唐五代，随着时代和市场需求的发展，制瓷技艺得到延续，各地窑业也随之增加，各大窑址出土的青釉瓷器，轮制、灰胎、釉厚、无纹饰，窑具有托座和支钉；宋元时期，泉州海外贸易进入鼎盛时期，国内外对瓷器的需求量日渐增加，泉州地区制瓷自然条件优越，该时期各地窑址数量急速增加，瓷器品种也增多，在原有的青瓷上，又增加了青白瓷、白瓷、酱釉瓷等，窑具有匣钵、支圈、垫环、托座、托盘、托柱等，纹饰也更加多样化。

据丰泽区民俗及历史研究学者魏朝阳介绍，北宋时期，泉州未受战乱骚扰，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南宋偏安江南之后，经济文化重心逐步南移，泉州地区的制瓷手工业经济，达到空前的繁荣。宋代朝廷在泉州设立“市舶司”，开拓海外贸易，谋求商利以助国用，更推动了陶瓷外销的快速发展。到了元代，仍袭宋制，继续开拓海外市场，泉州一跃成为东方第一贸易大港，海外交通贸易盛况空前，贸易商品需求量不断增大。泉州海外交通贸易的繁盛，刺激并推动了泉州乃至其周边地区贸易商品的生产，其中陶瓷商品尤为显著。

在泉州所有古窑址中，东门窑址离海最近，直线距离不到1000米，也是宋元时期离后渚贸易港最近的陶瓷生产窑厂。东门窑址的南、北窑，中间有一条溪流，自西向东直达浔尾（美）港。因离后渚码头最近，并有溪流相通，窑场运载货物十分方便，所产瓷器顺流而下，至浔尾港普济桥渡口，再转运出海，源源不断地销往海外。

魏朝阳表示，古时泉州东门窑场周围松林茂密，山泉不断，溪流直下后路双坑口（古窑码头），并向东进入大海。后路村的东南部蕴藏着大量的陶瓷矿土。优越的自然条件，为窑场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燃料和原料，以及粉碎、淘洗瓷土的水力资源。水、陆交通十分便利，产品外销通道畅通，使泉州东门窑盛烧达数百年。在窑址所在地附近迄今尚有地名“瓷土潭”“瓷土山”“水磨”等的存在。

南宋青釉折沿小瓷碗（资料图）

产品彰显时代艺术之美

东门窑址在靠近海边的小村，由于受到山地土壤、气候、原材料等因素的影响，对于龙窑窑业烧制的产品在成型、装烧及窑炉建造等方面上都有自己独特的技艺，是研究宋元时期泉州沿海陶瓷手工业技术内涵与特性的依据。东门窑的陶瓷产品整体来说素雅大气，纹饰丰富多彩，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据介绍，东门窑址生产的陶瓷器型主要有盘、碗、碟、钵、罐、执壶、杯等，大碗、大盘等，器型敞口大方，凝重浑厚，独具器型的素雅大气之美。器物装饰纹样较为简单朴素，主要有莲瓣纹、缠枝花纹、牡丹纹、菊瓣纹、卷草纹、直道纹、篦纹等。据陈冬珑介绍，在制瓷技艺方面，东门窑制瓷工艺主要有手拉坯和模制两种，大多器物的手拉坯痕明显，模制有坯体和装饰部位的模具。器型装饰工艺为刻、划花与印花并行，以刻、划花为主，同时尚有堆塑、镂雕等装饰形式艺术。有器物是使用多种装饰工艺的，如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收藏的青釉刻画虁龙双环耳瓶。通过东门窑采集的窑具标本来看，该窑址的装烧工艺有叠烧法与匣钵装烧法，除此以外还有垫饼、垫柱、垫圈、支钉等辅助装烧窑具。

东门窑址采集的陶瓷标本显示，这里生产的产品以日用品为主，也有少数陈设器，以青釉、青白釉瓷为主，典型的宋元时期龙窑支钉、支圈烧制，器物圈足或器物内底留有支钉或支圈的痕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门窑当年生产的大致景象和市场需求。在器物的釉色、器型、装饰纹样方面，东门窑产品都彰显了泉州宋元时期东方第一大港那种大气、包容与开放的时代艺术之美。

窑址处立有保护碑

研究窑址兴衰 具有借鉴意义

众多文献资料显示，宋元时期瓷器作为货品，常被用来与东南亚国家进行贸易交换，换取所需物品。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中记载诸多船只从泉州顺风而行“浮海越数十国”，船上贸易之货品有青瓷器、青碗、青白花碗、青白碗等。从历次考古调查勘探采集的器物标本上看，泉州东门窑址生产的瓷器大多是供外销用的贸易商品，这在国内水下考古发现宋元时期沉船出水的器物和国外考古出土的器物上，都得到了印证。专家认为，东门窑址的兴起与发展，以及对泉州港对外贸易的繁荣所发挥的作用，历史脉络清楚，这对于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2009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文物普查队员曾到东门窑址进行复查，并登记造册。2017年7月至2019年3月，泉州市博物馆组织考古专业人员，对该窑址进行抢救性考古调查、勘探，出土大量瓷器标本。社区居委会对古窑址十分重视，近年在其周边进行了保护性的环境整治，窑址没有发生盗挖盗掘现象。”华大街道城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姜玉霞告诉记者，“社区还创建了相关的展馆，对东门窑址进行知识普及与宣传。”

与记者一同踏勘遗址现场的泉州市人大常委郭培明认为，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陶瓷是泉州城市文化最具特色的符号之一，讲好泉州故事，与之相关的历史遗址备受社会关注。东门窑（碗窑）是宋元时期泉州外贸瓷的重要加工生产基地，这里出品的暗刻画花大碗出现于“南海一号”沉船上。今年3月，我市已把该窑址列入省级文保单位申报名录，建议有关部门着手规划建设遗址公园，这样可更好保护历史文物，又增加一处市民文化休闲的园地。如果把东门窑遗址与浔美青莲寺（当年附近有著名的无尾桥古渡口）、后渚宋代古船出土处、洛阳桥、红树林、百崎接官亭、海丝艺术公园、蟳埔渔村、文兴渡、真武庙等串联起来，完全可以打造出一条很有特色的海丝旅游线路。

泉州在宋元时期发展为东方第一大港，海外交通发达，贸易空前繁荣，陶瓷与丝绸、茶叶成为大宗外销商品。东门窑址的产品在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等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和地区多有发现，证明在宋元时期，东门窑址产品外销到日本和东南亚诸国，为福建古代外销陶瓷的主要生产地之一，是泉州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环节。魏朝阳表示，泉州的东门窑与磁灶窑、同安窑等古窑场，曾为宋元时期泉州海上出口贸易作出过重大的贡献，了解它们的历史和兴衰过程，对于现代海外贸易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窑址上出土了大量瓷器标本

南宋青釉敛口瓷碗（资料图）

北宋后期青白釉棱纹合（资料图）

让国风音乐汇成文化江河

　　李建军

　　近年来，《万疆》《光亮》等一批融合民族元素与现代审美的歌曲频频“出圈”，标志着国风音乐从小众传播走向了大众舞台。审视其发展脉络，国风音乐正经历一场深刻变革：从古风歌词、传统乐器、五声音阶等表层的拼接堆砌，迈向深层的审美体系再造，更强调主体性、创新性与系统性。这一转变，不仅关乎音乐艺术发展，更回应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时代命题。

　　溯源国风音乐可至《诗经》，但现在的国风音乐并非《诗经》之“风”，而是伴随20世纪80年代中国流行音乐兴起才出现的文艺风潮。彼时，具有浓厚地域色彩的“西北风”“东北风”“东南风”流行音乐作品大量涌现，《黄土高坡》《信天游》《篱笆墙的影子》等歌曲被大众广泛接受，成为流行音乐摆脱模仿，主动坚定本土化、民族化审美追求的先声，这也是国风音乐的精神源头。

　　20世纪末，互联网崛起，国风音乐迎来高速发展期。大量作品运用“江山”“朱砂”“阑珊”等古风意象，配合电子化民乐音色，营造传统美学意境。这虽然能够快速找到身份认同、引发怀旧式的情感共鸣，但大多停留在对传统文化的符号化借用与消费层面，“拼贴”特征过于明显。

　　随着数字音乐技术普及，创作者有了新工具，国风音乐迎来转折点。音乐人不再满足于音色库里的民族乐器采样，他们直接把真实的古琴、琵琶等民族乐器，与电子节奏、现代和声深度结合起来。“自得琴社”乐团以古画为视觉蓝本，充满想象力地演绎古代礼乐制度中的音乐艺术，捧出《长安十二时辰幻想曲》等“破圈”之作。这些作品不再机械地拼接符号，而是将历史考据与传统审美融合，让沉睡的文物在当代旋律中“醒过来”，创意十足。从搬运元素到对话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自觉意识得以突显。

　　另一个例子是歌手张尕怂。他扎根西北乡土，将传统花儿、秦腔的质朴旋律，与布鲁斯口琴、雷鬼节奏融合起来。在他的作品中，苍凉的花儿唱腔和现代风格编曲自然融合，抒发了浓浓的乡土情怀，更体现了注重表达自我、张扬个性的当代审美。这样的创作，既有对民间音乐生命力的彰显，也有对现代音乐语言的自然运用，实现了从“采风”到“再造”的升级。

　　除了个体层面的探索，真正的体系再造，意味着构建一个“形、神、意”兼备的创新表达体系。要穿透表象化的符号直抵文化精神内核，用一种既能接通古今又能对话世界的音乐语言加以呈现。在上海交响乐团与游戏《原神》合作推出的“璃月篇”中，充满民族风格的旋律通过丰富的管弦与和声渲染，构筑了交响史诗般的叙事张力，民族乐器及其音色勾勒出“月下璃港”“云山雾绕”的东方美学意境。这启示我们，塑造既承载文明厚重又洋溢着市井生机的中国形象，国风音乐才能扛起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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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 责编：张晓荣 ] 阅读剩余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