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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中医院、成功医院被判赔54万元 因治疗存在过错致人死亡

原标题：泉州市中医院、成功医院被判赔54万元 因治疗存在过错致人死亡

泉州市鲤城区一名醉汉脑部受伤倒在地上被医院当成普通醉酒者送去醒酒因错过最佳治疗时机等原因去世。

近日央视《今日说法》报道了泉州市鲤城法院审理的这起医疗纠纷案件最终法院判决泉州市中医院、成功医院共赔偿死者家属损失约54万元。

事件

醉汉晕倒送醒酒

昏迷后抢救无效死亡

2017年1月5日7时许，51岁的曾彪（化名）被路人发现昏倒在鲤城区常泰街道一座老洋房内，路人报了警。民警和泉州市中医院（以下简称“中医院”）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后，初步判断曾彪为急性酒精中毒，立即给予清理患者口鼻呕吐物部分、开放呼吸道、吸氧等院前急救处理，但未注意到其身边的血迹并进行相应检查。

急救处理后，中医院急救人员与民警一起，以酒精中毒为由将曾彪就近送往泉州成功医院（以下简称“成功医院”）进行醒酒。成功医院医务人员接诊后签字确认，到达该院的时间为8时5分。由于此前该男子多次因醉酒被送至该医院进行醒酒，成功医院的医生并未多想，仍像以前一样对其进行醒酒处理。

当日下午2时，成功医院醒酒人员例行检查时发现，曾彪深度昏迷，双侧瞳孔不等大，即转入急诊科抢救，随后于下午2时40分左右将患者转入中医院继续抢救。

中医院急诊科检查发现，曾彪深度昏迷、呼吸急促、双瞳孔不等大，入院后进一步诊断为特重型颅脑损伤、吸入性肺炎、腰背部多处皮肤挫擦伤。随后，中医院对曾彪进行了手术救治，并在术后采取了补液、呼吸机辅助呼吸等治疗手段。

手术后，曾彪一直昏迷不醒。当年6月29日，曾彪经抢救无效后去世。其间，曾彪在中医院治疗花费医疗费用21.5万余元，其家属仅预交2.2万元。

质疑医院未尽责

家属起诉索赔103万元

曾彪死后，他的妻子赖某、儿子、女儿认为，两家医院对曾彪的昏迷原因不够重视，未进行必要的检查，导致误诊并耽误治疗7小时之久，救治行为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

2017年7月7日，赖某等三人作为原告，将中医院、成功医院起诉至鲤城法院，要求两家医院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赔偿金共计103万余元。

面对死者家属的起诉，中医院辩称，自己根据院前急救工作手册规定，紧急救治后与民警一同将曾彪就近送往成功医院醒酒，处理措施及时合理，符合诊疗规范。在曾彪入院后对症采取诊治措施，不存在医疗损害责任，且赖某等人拒绝配合中医院诊疗，对曾彪的死亡负有责任。因而，中医院对曾彪死亡后果并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

此外，中医院还提出反诉，认为赖某等人在曾彪住院期间，作为患者家属一直以经济问题拒绝配合，拒绝缴交医疗费用。因此，医院要求其支付拖欠中医院治疗曾彪的各项费用共计19万余元。

成功医院辩称，曾彪送至成功医院不是救治，而是醒酒。曾彪送至成功医院，经诊断为酒精中毒，成功医院对曾彪例行检查，根据醒酒规范进行醒酒工作并对其进行监控。在例行检查时，发现曾彪深度昏迷，急诊科医生也按规范进行抢救，并按规定转入中医院继续抢救。曾彪在中医院也得到有效救治并转入普通病房。成功医院在醒酒和抢救工作中无任何过错，不应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

两医院被判均有过错共同赔偿约54万元

两家医院在救治曾彪时，是否有过错呢？

法院在审理该案过程中，根据三方当事人的协商意见，依法委托某司法鉴定所对曾彪的死亡原因及医院是否存在医疗过错等进行鉴定。

鉴定结论认为——

成功医院在曾彪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未尽到应尽的诊疗注意义务，该过错与曾彪死亡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但颅脑损伤本来就高风险，病情发展迅速，并发症多，建议认定成功医院的医疗过错参与度为45%～55%。患者的死亡系重型颅脑损伤后产生一系列并发症综合的结果，中医院已在院前急诊和后面的抢救过程中处理均符合原则，未违反临床操作原则，未发现明显过错。

法院审理认为——

成功医院在收治患者后没有对患者进行详细检查，更没有对其进行相关的诊断排除，在长达近7个小时的时间内仅进行醒酒处理，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存在医疗过错，该过错导致患者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因此，法院认定成功医院应承担45%的赔偿责任。

对中医院的责任认定——

从民警询问笔录及相关病历资料来看，在曾彪醉酒事发现场有血迹，曾彪当时就有头皮挫擦、腰背部多处皮肤挫擦伤，属于合并外伤的醉酒病人，中医院在院前救治过程中，对于合并外伤的醉酒病人没有及时发现其外伤，而是简单的移交醒酒机构，其处置是欠妥的。因此，法院认定中医院应承担10%的过错责任。

法院核定原告的各项经济损失共计980199元，据此，法院一审依法判决中医院赔偿98019.9元，成功医院赔偿441089.55元；赖某等三人在继承曾彪遗产的范围内支付中医院医疗费193054.48元；驳回赖某等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驳回中医院的其他反诉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中医院和成功医院均向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中院终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标题：泉州市中医院、成功医院被判赔54万元 因治疗存在过错致人死亡

诗乐同构：当代中国民族音乐创作的新维度

　　■滕晓鹏

　　古诗词与中国民族音乐，堪称中华文明长河中辉映千年的艺术双璧。诗词以言志传情为魂，尽显汉语声韵之美；民乐以丝竹金石为体，凝结着东方独有的审美记忆。中国民族音乐欲屹立于世界音乐之林，必须深植于中华文化本源，激活传统艺术基因，并以现代创新重构属于中国的音乐新范式。古诗词除意境深远外，其固有的平仄抑扬与格律节奏，恰与民乐讲究气韵生动的形式审美形成深层契合。

　　当前，“诗乐同构”已成为当代中国民族音乐整体性创新的重要路径。从上海民族乐团以“溯源一体”理念打造的《诗的中国》，到中央音乐学院取材《诗经》创作的《风·雅·颂》；从中央民族乐团将岁时节日转化为声音叙事的《天地永乐·中国节》，到浙陕两地联手、以城市美学对应唐宋气象的《唐诗·宋词两座城》。这些作品题材各异，却共同昭示了一种全新的创作维度：对传统文化的发掘已突破浅表，步入深度再造的层面。此类演出之所以打动人心，核心在于依托生成音乐新结构、塑造人格化新声音、建构舞台新空间三大手段，达成了艺术生产的质的飞跃。

　　溯源一体：生成音乐作品新结构

　　中国古诗词与民族音乐同源共生。《礼记·乐记》所载的“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清晰道出了先秦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艺术形态。然而，随着历史演变，诗乐逐渐分离，“徒诗”成为主流，古乐谱系大多失传。这种分离导致了一种长期存在的创作惯性：音乐与诗词处于主次分明的异位状态，音乐往往沦为诗词的附属背景，或是诗词成为乐曲的空洞标题。当代创新首先要重建诗乐一体的本体关系，把长期背离的诗乐有机融合，实现从异位到同构的回归。

　　今年在第41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演出的上海民族乐团《诗的中国》，诗与乐深度融合，不但体现了“溯源同构”的理念，而且在融合中生成了一种新的音乐结构。回归“诗乐一体”的本源，跳脱了单一诗人或单一朝代的视域局限，通过集句成篇的手法，将《诗经》的朴拙、《楚辞》的瑰奇、唐诗的雄浑编织成一个跨越时空的对话场域。这种结构本身就彰显出中华文脉是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涌动着蓬勃的艺术生命力。“新结构”更深刻地延伸至声音生成的层面，作曲家精研汉语音韵，力求旋律线条严格遵循四声起伏，使乐句的呼吸与诗词吟诵的气口完美咬合。为了丰富声韵表达的多维层次，乐章开篇引入童声对“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吟唱，以返璞归真的音色，完成了对古代吟诵传统一次极具匠心的现代转译。

　　机缘同生：器乐人格化与诵读情感化

　　关注声音的微观叙事与人格化塑造，已成为当代民族音乐破局创新的核心方式。乐器超越了单纯的发声功能，作为独立的言说主体，在民乐长期的社会化演进中被赋予了明确的叙事指向，能够精准锚定特定的时空坐标与人物心境。

　　当代创作亟须深化这种器乐的人格魅力。《诗的中国》便以此为支点，通过器乐的拟人化立象与人声诵读的情感化传神，双轨并进，合力推动了古诗词音乐从“朗读”向“吟咏”的审美范式转型。古诗词的平仄、对仗、押韵等格律要素，本质上是古人情感波动的声音密码。表演摒弃了字正腔圆的播音腔，追求一种基于理解和共情的声音情感化表达，在《将进酒》的演绎中，男声独唱以一种近乎嘶吼又带着戏谑的语态，将李白式的狂放不羁注入现代声腔；而在表现王维禅意诗境时，气声与实声的交替转换，营造出一种“蝉噪林逾静”的听觉空间。

　　《唐诗·宋词两座城》中，打击乐化身威严史官，击节以记盛世；琵琶化作霓裳舞姬，轮指尽显“大珠小珠落玉盘”之灵；箫笛仿若文人墨客，低吟出故人惜别之婉。诵读者以情赋声，引领乐音穿梭古今。演奏者以人格化的国际语汇，让长安的万国来朝与杭州的烟雨潮涌在音符间复活，深融唐宋文脉与当代审美，奏响了中国文化的温润强音。

　　多维度的声音编织构建起一个立体的情感场域，童声代表文化的原初记忆，成人合唱象征历史的厚重积淀，器乐独奏彰显个体的精神独白，诗词朗诵确立文本的理性坐标。各种声音形态不再各自为政，而是在“机缘同生”的理念下，共同完成了对一首诗和一段乐的精神解读。

　　身韵立境：从听觉艺术到空间体验

　　传统的古诗词和民乐，侧重于“听”的单向维度，舞台上的演奏者如同乐谱的精密执行者，与观众保持着一种审慎的距离感。而新的探索是打通听觉与视觉、身体与意象的界限，将音乐会转化为时空一体的具身审美经验。

　　“身韵立境”要求演奏者的身体成为音乐的重要部分。二胡演奏者运弓时的身体弧度、琵琶演奏者轮指时腕部的流动、古筝演奏者拨弦时的重心起伏，这些原本属于演奏技巧的身体动作，被有意识地转化为可视的舞蹈语言。当演奏者的肢体韵律与诗词的节奏同频共振时，舞台呈现便获得了双重审美维度：观众既能“听”到诗的意境，也能“看”到乐的流动。

　　身韵美学成为建构舞台新空间的核心元素。《诗的中国》“空山月明”篇章，舞台灯光随诗意变化，从冷色调的幽蓝渐变为暖色调的金黄，与乐器音色形成通感对应；在表现边塞诗风的段落，多媒体投影将苍茫的大漠、呼啸的北风视觉化，使文字的视觉张力与音乐的听觉冲击力相互激荡。这些核心意象的生成，皆源于表演者身韵之中所蕴含的勃发生命力。

　　新舞台空间的建构是一场突破性的审美层级的跃升。中央民族乐团的《天地永乐·中国节》借由多媒体技术与声场设计，将抽象的二十四节气时间流转，解构并重组为可触可感的沉浸式通感空间。舞台利用光影变幻与环幕投影，将“清明雨丝”“中秋皓月”“除夕飞雪”等自然意象具象化。演奏家不再是乐池中孤立的表演者，而是化身为山水画卷中的一部分，深度融入舞台景观，使观众在生理的震撼与心理的触动中，捕捉到节日的炽热律动，打破了物理剧场的第四堵墙，抵达了“诗中有画，画中有乐”的东方美学意境。

　　观众由此完成了身份的根本转变：从单纯的听曲者升维为文化精神的亲历者。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仅获得了感官的愉悦，更在生理的共鸣与心理的浸润中，实现了“悦耳、悦心、悦志”的三重境界升华。

　　随着《诗的中国》《唐诗·宋词两座城》《天地永乐·中国节》等一批作品相继登台，创作者已突破西方音乐范式的限制，回归汉语声韵与音乐本体表达的现场；同时超越了单一的“博物馆式”的传统复现创作，而是植入到当代大众的情感体验中，让历史文化资源真正参与现代人的精神建构。空间建构破圈，打破了听觉艺术的单向度隔离，听觉审美转向视听一体、身韵同构的剧场体验，实现了从技术展示到文化叙事的历史跨越。古人的诗意与今人的乐思在此刻交汇，共同编织中华文明的当代艺术精神图谱。（作者单位：上海戏剧学院）

　　《解放日报》（2026-07-07 09版）

[ 责编：张晓荣 ] 阅读剩余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