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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障青年组成的“不靠谱”乐队很靠谱

　　记者 吴越

　　每周六下午，伴随着笑声，漕宝路诺宝中心行政楼的一间房间里总会传出人们熟悉的曲调，有小虎队的《爱》、周杰伦的《青花瓷》、皇后乐队的《波西米亚狂想曲》……那是电声乐队“不靠谱乐队”又在排练了。

　　取名“不靠谱”，不是在玩梗，而是因为乐队成员均为视障人士，排演曲目真的不依靠乐谱。乐队隶属美爱融合艺术公益发展中心的美爱融合艺术团，自2018年成立以来，已登上大大小小几十个舞台，曾与奥运冠军同台演出，在顶尖爵士乐酒吧开过专场。以乐队为故事原型的公益电影《奇迹乐队》2022年在上海开机。2023年，由他们参演的音乐剧小品《无障·爱》斩获上海市群文新人新作展评展演戏剧类第一名。

　　一连串的成绩来自这群爱乐青年的不懈追求，也离不开一路领航、细心呵护的指导老师。他们热爱音乐，相信艺术的力量能够直抵人心。

　　他们做到了

　　音乐淡出，灯光亮起，掌声雷动。2023年5月底，上海市群文新人新作展评展演活动的舞台上，韩星辰难掩激动。他是不靠谱乐队的主音吉他手，全盲，和其他9位来自美爱融合艺术团的成员一样，首次完成音乐剧演出。

　　凭借扎实的内容和出色的表演，这个讲述视障者敞开心扉、邀请健视者走进他们的世界的音乐剧小品《无障·爱》荣获戏剧类第一名。现场评委评价“相当震撼，这是真正的群众文化”。其他参赛队伍的演员看完后默默地流下了眼泪。接收到这些反馈后，导演王丽鹤松了口气，“他们做到了”。

　　王丽鹤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导演的作品曾获全国小戏小品大赛金奖，担任过音乐剧《隐秘的角落》编剧。在她看来，接手《无障·爱》是自己职业生涯的一次挑战。“音乐剧是唱、跳、演结合的艺术，舞台调度需要演员与演职员团队之间高度配合。而他们不像专业音乐剧演员那样有这方面的基础，还要在两米高的舞台上走位，其中的困难不言而喻。”

　　常人的确无法想象这10位或全盲或低视力的视障青年如何跨过这些难关。健视者可以根据导演的指令确定个人走位，与其他演员之间可以通过眼神交流相互确认，很快适应舞台灯光，运用简单的道具也不成问题。但视障者要付出更多努力。

　　参加乐队和阿卡贝拉合唱团的经历为他们打下了演唱基础，但跳和演对他们来说都是新鲜事。因为珍惜这次机会，他们格外认真，在与导演、编舞老师同吃同住的10天里全情投入，一遍遍地练习动作和走位，直到形成肌肉记忆。

　　导演原本担心的因队形变化带来的距离感判断问题，也通过团队协作迎刃而解——低视力成员与全盲成员一一结对，由前者带着后者移动，道具椅子也成为辅助判断的一环。“患先天性白内障的团长郦敏忠就像大哥哥一样操心，又是纠正动作，又是抠演唱细节。大家都信任他，也都听他指挥。”王丽鹤说。

　　台前的精彩同样离不开幕后人员的耕耘。为了排好这出音乐剧，长期关心美爱融合艺术团的老师纷纷出力。上海电影制片厂拟音师、配音导演、配音演员苏东生担当演员台词指导，上海市盲童学校语文教研组长、视障戏剧指导专家凃传法为演员指导舞台定位，上海老牌音乐制作人、电声吉他手周紫峰创作了剧中的演唱曲目。

　　严师出高徒

　　今年，《无障·爱》将继续打磨细节，为参加全国展评展演做准备。让艺术团的孩子们走向更广阔的舞台，是美爱融合创始人于欢践行的目标。

　　1992年，于欢从上海市行知艺术师范学校（现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毕业，进入上海市盲童学校工作，后担任音乐教研组组长，自1996年起为孩子们组建了民乐团，同时指导合唱团，曾把学生们带上联合国的舞台。

　　多年来，她见到不少具有音乐天赋、在盲校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在毕业后困于生活。她开始思考，有没有可能让这些受过良好音乐教育的孩子继续享受音乐带来的快乐？2017年，美爱融合艺术公益发展中心成立，招募盲校在读或毕业的音乐特长生、爱好者组建艺术团，开启艺术探索之旅。

　　韩星辰是艺术团的首批成员之一，也是不靠谱乐队的第一任队长。出生于1991年的他在盲校读书期间学习民族乐器笙，达到十级水平。节奏吉他手兼贝斯手徐任宇全盲，是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首位盲人大学生，琵琶十级，还会中阮。键盘手俞天立低视力，自小酷爱弹琴和声乐。贝斯手林淼也是低视力，琵琶十级，喜欢模仿各种声音。鼓手陈哲宇全盲，爱唱歌，加入乐队时年仅14岁。主唱、吉他手卞怡婷低视力，是乐队唯一女性成员。

　　尽管成员各有所长，但真要作为电声乐队登台演出，必须有专业指导。乐队成立伊始，于欢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询问了周紫峰，没想到对方一口答应。“我带过很多学生，视障学生以前从没接触过，但我就喜欢挑战‘不可能’。”周紫峰回忆。

　　为了带好这批学生，周紫峰下了很大功夫，根据他们的特点制定教学方法。视障人士无法通过视觉学习，但有听的优势，具备绝对音感，他便将乐曲拆开，按照独立声部分别为吉他、键盘、鼓的部分录制分轨音频，交给成员各自练习。他喜欢讲底层逻辑，注重方式方法，谁在合奏时出了错，都少不了挨骂。周紫峰的严格，是他作为音乐人的本色。“练得熟不熟，一听就知道，这是态度问题。有了方法，种瓜得瓜，量变最终会引起质变。”一视同仁，不因为乐队由视障人士组成而心软照顾，也是他一贯的态度。“一支乐队要获得观众认可，只能是靠自己做出成绩。”

　　几年来，相比乐队取得的成绩，周紫峰更看重的是成员潜移默化中养成做音乐的习惯。每次他将整理好的乐曲文件包发给他们，大家都会第一时间下载，反复听，听到手机没电为止，研究乐理、和声编排。成员们也不再满足于翻唱别人的歌曲，他们通过合作，创作属于自己的歌。“创作就是最大的意义，现在他们的翅膀已经长好，可以自己飞了。”周紫峰说。

　　学做社会人

　　和其他艺术团不一样，除了在专业方面进行指导，美爱融合同样注重引导成员学做社会人。

　　“我们不能只呼吁社会大众关爱视障人士，为何不能用一种平等的方式，让他们找到自身价值，自尊自爱，主动地、更好地融入社会？”于欢说，就像“美爱”之名，取自英文“May I help you？（需要帮忙吗）”的音译，这里的“I（我）”和“you（你）”可以是健视者，也可以是视障者，不论是谁，都不会是单纯的助人者和受助者。

　　在团里，于欢自嘲是个“啰唆的二妈”，事无巨细，关心孩子们的学业、思想动态和待人接物之道。和盲童打了30多年交道，于欢坦言，视障群体较健视者而言会更敏感一些，有的孩子习惯性沉默，有的孩子用“一身刺”和不在乎的态度保护自己。“可如果都不去接触社会，怎么改变别人的成见和错误认知，怎么在社会交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为此，她从日常小事盯起，一遍遍地告诉他们：当别人递来一份饭时，要记得说“谢谢”；说的时候可以响亮一些，语气热情一些，别不情愿似的，这会让关心你的人伤心……对于舞台表演，于欢也给他们支招，“别像木头一样呆立在台上，增加些身体律动，和台下观众互动起来”。

　　日复一日的叮嘱，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原先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的“酷女孩”卞怡婷，现在可以和第一次见面的观众侃侃而谈。曾经木讷的俞天立，如今是能主动招呼客人的“俞经理”，哪怕只有微弱视力，他也会包揽排练后打扫房间的工作，演出时乐器设备的装箱、清点、押车、搬运都干得井井有条。

　　视障人士能做的事其实有很多。不靠谱乐队成员除俞天立家住黄浦区之外，其他人均住在市郊甚至远郊，每周排练的通勤，他们都是独立乘坐公交车，倒几次车不在话下。可有的健视者不知道，看见一群视障人士便要带他们过马路、找目的地，还有的地铁工作人员看见视障人士独自出行便“如临大敌”，通过对讲机请求支援。像这样不由分说地被“帮助”，或是因为外表难以看出低视力，被同事认为“故意不打招呼”而排挤，又或是去景区旅游时被不知如何介绍景色的导游“过度”关爱，都曾发生在他们的生活中，给他们带来尴尬和困扰。在音乐剧演出中，大家以一种幽默、诙谐的方式将这些经历演绎出来，并把正确的帮助方式“科普”给观众。

　　因为真实，所以动人。通过《无障·爱》，美爱融合艺术团搭建起社会大众与视障人士间交流的桥梁。演员们也得以用自己喜爱的方式说说心里话：“虽然知道大家是出于好意，但我们能够独立做到很多事。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会主动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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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乐同构：当代中国民族音乐创作的新维度

　　■滕晓鹏

　　古诗词与中国民族音乐，堪称中华文明长河中辉映千年的艺术双璧。诗词以言志传情为魂，尽显汉语声韵之美；民乐以丝竹金石为体，凝结着东方独有的审美记忆。中国民族音乐欲屹立于世界音乐之林，必须深植于中华文化本源，激活传统艺术基因，并以现代创新重构属于中国的音乐新范式。古诗词除意境深远外，其固有的平仄抑扬与格律节奏，恰与民乐讲究气韵生动的形式审美形成深层契合。

　　当前，“诗乐同构”已成为当代中国民族音乐整体性创新的重要路径。从上海民族乐团以“溯源一体”理念打造的《诗的中国》，到中央音乐学院取材《诗经》创作的《风·雅·颂》；从中央民族乐团将岁时节日转化为声音叙事的《天地永乐·中国节》，到浙陕两地联手、以城市美学对应唐宋气象的《唐诗·宋词两座城》。这些作品题材各异，却共同昭示了一种全新的创作维度：对传统文化的发掘已突破浅表，步入深度再造的层面。此类演出之所以打动人心，核心在于依托生成音乐新结构、塑造人格化新声音、建构舞台新空间三大手段，达成了艺术生产的质的飞跃。

　　溯源一体：生成音乐作品新结构

　　中国古诗词与民族音乐同源共生。《礼记·乐记》所载的“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清晰道出了先秦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艺术形态。然而，随着历史演变，诗乐逐渐分离，“徒诗”成为主流，古乐谱系大多失传。这种分离导致了一种长期存在的创作惯性：音乐与诗词处于主次分明的异位状态，音乐往往沦为诗词的附属背景，或是诗词成为乐曲的空洞标题。当代创新首先要重建诗乐一体的本体关系，把长期背离的诗乐有机融合，实现从异位到同构的回归。

　　今年在第41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演出的上海民族乐团《诗的中国》，诗与乐深度融合，不但体现了“溯源同构”的理念，而且在融合中生成了一种新的音乐结构。回归“诗乐一体”的本源，跳脱了单一诗人或单一朝代的视域局限，通过集句成篇的手法，将《诗经》的朴拙、《楚辞》的瑰奇、唐诗的雄浑编织成一个跨越时空的对话场域。这种结构本身就彰显出中华文脉是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涌动着蓬勃的艺术生命力。“新结构”更深刻地延伸至声音生成的层面，作曲家精研汉语音韵，力求旋律线条严格遵循四声起伏，使乐句的呼吸与诗词吟诵的气口完美咬合。为了丰富声韵表达的多维层次，乐章开篇引入童声对“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吟唱，以返璞归真的音色，完成了对古代吟诵传统一次极具匠心的现代转译。

　　机缘同生：器乐人格化与诵读情感化

　　关注声音的微观叙事与人格化塑造，已成为当代民族音乐破局创新的核心方式。乐器超越了单纯的发声功能，作为独立的言说主体，在民乐长期的社会化演进中被赋予了明确的叙事指向，能够精准锚定特定的时空坐标与人物心境。

　　当代创作亟须深化这种器乐的人格魅力。《诗的中国》便以此为支点，通过器乐的拟人化立象与人声诵读的情感化传神，双轨并进，合力推动了古诗词音乐从“朗读”向“吟咏”的审美范式转型。古诗词的平仄、对仗、押韵等格律要素，本质上是古人情感波动的声音密码。表演摒弃了字正腔圆的播音腔，追求一种基于理解和共情的声音情感化表达，在《将进酒》的演绎中，男声独唱以一种近乎嘶吼又带着戏谑的语态，将李白式的狂放不羁注入现代声腔；而在表现王维禅意诗境时，气声与实声的交替转换，营造出一种“蝉噪林逾静”的听觉空间。

　　《唐诗·宋词两座城》中，打击乐化身威严史官，击节以记盛世；琵琶化作霓裳舞姬，轮指尽显“大珠小珠落玉盘”之灵；箫笛仿若文人墨客，低吟出故人惜别之婉。诵读者以情赋声，引领乐音穿梭古今。演奏者以人格化的国际语汇，让长安的万国来朝与杭州的烟雨潮涌在音符间复活，深融唐宋文脉与当代审美，奏响了中国文化的温润强音。

　　多维度的声音编织构建起一个立体的情感场域，童声代表文化的原初记忆，成人合唱象征历史的厚重积淀，器乐独奏彰显个体的精神独白，诗词朗诵确立文本的理性坐标。各种声音形态不再各自为政，而是在“机缘同生”的理念下，共同完成了对一首诗和一段乐的精神解读。

　　身韵立境：从听觉艺术到空间体验

　　传统的古诗词和民乐，侧重于“听”的单向维度，舞台上的演奏者如同乐谱的精密执行者，与观众保持着一种审慎的距离感。而新的探索是打通听觉与视觉、身体与意象的界限，将音乐会转化为时空一体的具身审美经验。

　　“身韵立境”要求演奏者的身体成为音乐的重要部分。二胡演奏者运弓时的身体弧度、琵琶演奏者轮指时腕部的流动、古筝演奏者拨弦时的重心起伏，这些原本属于演奏技巧的身体动作，被有意识地转化为可视的舞蹈语言。当演奏者的肢体韵律与诗词的节奏同频共振时，舞台呈现便获得了双重审美维度：观众既能“听”到诗的意境，也能“看”到乐的流动。

　　身韵美学成为建构舞台新空间的核心元素。《诗的中国》“空山月明”篇章，舞台灯光随诗意变化，从冷色调的幽蓝渐变为暖色调的金黄，与乐器音色形成通感对应；在表现边塞诗风的段落，多媒体投影将苍茫的大漠、呼啸的北风视觉化，使文字的视觉张力与音乐的听觉冲击力相互激荡。这些核心意象的生成，皆源于表演者身韵之中所蕴含的勃发生命力。

　　新舞台空间的建构是一场突破性的审美层级的跃升。中央民族乐团的《天地永乐·中国节》借由多媒体技术与声场设计，将抽象的二十四节气时间流转，解构并重组为可触可感的沉浸式通感空间。舞台利用光影变幻与环幕投影，将“清明雨丝”“中秋皓月”“除夕飞雪”等自然意象具象化。演奏家不再是乐池中孤立的表演者，而是化身为山水画卷中的一部分，深度融入舞台景观，使观众在生理的震撼与心理的触动中，捕捉到节日的炽热律动，打破了物理剧场的第四堵墙，抵达了“诗中有画，画中有乐”的东方美学意境。

　　观众由此完成了身份的根本转变：从单纯的听曲者升维为文化精神的亲历者。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仅获得了感官的愉悦，更在生理的共鸣与心理的浸润中，实现了“悦耳、悦心、悦志”的三重境界升华。

　　随着《诗的中国》《唐诗·宋词两座城》《天地永乐·中国节》等一批作品相继登台，创作者已突破西方音乐范式的限制，回归汉语声韵与音乐本体表达的现场；同时超越了单一的“博物馆式”的传统复现创作，而是植入到当代大众的情感体验中，让历史文化资源真正参与现代人的精神建构。空间建构破圈，打破了听觉艺术的单向度隔离，听觉审美转向视听一体、身韵同构的剧场体验，实现了从技术展示到文化叙事的历史跨越。古人的诗意与今人的乐思在此刻交汇，共同编织中华文明的当代艺术精神图谱。（作者单位：上海戏剧学院）

　　《解放日报》（2026-07-07 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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