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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障青年组成的“不靠谱”乐队很靠谱

　　记者 吴越

　　每周六下午，伴随着笑声，漕宝路诺宝中心行政楼的一间房间里总会传出人们熟悉的曲调，有小虎队的《爱》、周杰伦的《青花瓷》、皇后乐队的《波西米亚狂想曲》……那是电声乐队“不靠谱乐队”又在排练了。

　　取名“不靠谱”，不是在玩梗，而是因为乐队成员均为视障人士，排演曲目真的不依靠乐谱。乐队隶属美爱融合艺术公益发展中心的美爱融合艺术团，自2018年成立以来，已登上大大小小几十个舞台，曾与奥运冠军同台演出，在顶尖爵士乐酒吧开过专场。以乐队为故事原型的公益电影《奇迹乐队》2022年在上海开机。2023年，由他们参演的音乐剧小品《无障·爱》斩获上海市群文新人新作展评展演戏剧类第一名。

　　一连串的成绩来自这群爱乐青年的不懈追求，也离不开一路领航、细心呵护的指导老师。他们热爱音乐，相信艺术的力量能够直抵人心。

　　他们做到了

　　音乐淡出，灯光亮起，掌声雷动。2023年5月底，上海市群文新人新作展评展演活动的舞台上，韩星辰难掩激动。他是不靠谱乐队的主音吉他手，全盲，和其他9位来自美爱融合艺术团的成员一样，首次完成音乐剧演出。

　　凭借扎实的内容和出色的表演，这个讲述视障者敞开心扉、邀请健视者走进他们的世界的音乐剧小品《无障·爱》荣获戏剧类第一名。现场评委评价“相当震撼，这是真正的群众文化”。其他参赛队伍的演员看完后默默地流下了眼泪。接收到这些反馈后，导演王丽鹤松了口气，“他们做到了”。

　　王丽鹤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导演的作品曾获全国小戏小品大赛金奖，担任过音乐剧《隐秘的角落》编剧。在她看来，接手《无障·爱》是自己职业生涯的一次挑战。“音乐剧是唱、跳、演结合的艺术，舞台调度需要演员与演职员团队之间高度配合。而他们不像专业音乐剧演员那样有这方面的基础，还要在两米高的舞台上走位，其中的困难不言而喻。”

　　常人的确无法想象这10位或全盲或低视力的视障青年如何跨过这些难关。健视者可以根据导演的指令确定个人走位，与其他演员之间可以通过眼神交流相互确认，很快适应舞台灯光，运用简单的道具也不成问题。但视障者要付出更多努力。

　　参加乐队和阿卡贝拉合唱团的经历为他们打下了演唱基础，但跳和演对他们来说都是新鲜事。因为珍惜这次机会，他们格外认真，在与导演、编舞老师同吃同住的10天里全情投入，一遍遍地练习动作和走位，直到形成肌肉记忆。

　　导演原本担心的因队形变化带来的距离感判断问题，也通过团队协作迎刃而解——低视力成员与全盲成员一一结对，由前者带着后者移动，道具椅子也成为辅助判断的一环。“患先天性白内障的团长郦敏忠就像大哥哥一样操心，又是纠正动作，又是抠演唱细节。大家都信任他，也都听他指挥。”王丽鹤说。

　　台前的精彩同样离不开幕后人员的耕耘。为了排好这出音乐剧，长期关心美爱融合艺术团的老师纷纷出力。上海电影制片厂拟音师、配音导演、配音演员苏东生担当演员台词指导，上海市盲童学校语文教研组长、视障戏剧指导专家凃传法为演员指导舞台定位，上海老牌音乐制作人、电声吉他手周紫峰创作了剧中的演唱曲目。

　　严师出高徒

　　今年，《无障·爱》将继续打磨细节，为参加全国展评展演做准备。让艺术团的孩子们走向更广阔的舞台，是美爱融合创始人于欢践行的目标。

　　1992年，于欢从上海市行知艺术师范学校（现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毕业，进入上海市盲童学校工作，后担任音乐教研组组长，自1996年起为孩子们组建了民乐团，同时指导合唱团，曾把学生们带上联合国的舞台。

　　多年来，她见到不少具有音乐天赋、在盲校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在毕业后困于生活。她开始思考，有没有可能让这些受过良好音乐教育的孩子继续享受音乐带来的快乐？2017年，美爱融合艺术公益发展中心成立，招募盲校在读或毕业的音乐特长生、爱好者组建艺术团，开启艺术探索之旅。

　　韩星辰是艺术团的首批成员之一，也是不靠谱乐队的第一任队长。出生于1991年的他在盲校读书期间学习民族乐器笙，达到十级水平。节奏吉他手兼贝斯手徐任宇全盲，是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首位盲人大学生，琵琶十级，还会中阮。键盘手俞天立低视力，自小酷爱弹琴和声乐。贝斯手林淼也是低视力，琵琶十级，喜欢模仿各种声音。鼓手陈哲宇全盲，爱唱歌，加入乐队时年仅14岁。主唱、吉他手卞怡婷低视力，是乐队唯一女性成员。

　　尽管成员各有所长，但真要作为电声乐队登台演出，必须有专业指导。乐队成立伊始，于欢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询问了周紫峰，没想到对方一口答应。“我带过很多学生，视障学生以前从没接触过，但我就喜欢挑战‘不可能’。”周紫峰回忆。

　　为了带好这批学生，周紫峰下了很大功夫，根据他们的特点制定教学方法。视障人士无法通过视觉学习，但有听的优势，具备绝对音感，他便将乐曲拆开，按照独立声部分别为吉他、键盘、鼓的部分录制分轨音频，交给成员各自练习。他喜欢讲底层逻辑，注重方式方法，谁在合奏时出了错，都少不了挨骂。周紫峰的严格，是他作为音乐人的本色。“练得熟不熟，一听就知道，这是态度问题。有了方法，种瓜得瓜，量变最终会引起质变。”一视同仁，不因为乐队由视障人士组成而心软照顾，也是他一贯的态度。“一支乐队要获得观众认可，只能是靠自己做出成绩。”

　　几年来，相比乐队取得的成绩，周紫峰更看重的是成员潜移默化中养成做音乐的习惯。每次他将整理好的乐曲文件包发给他们，大家都会第一时间下载，反复听，听到手机没电为止，研究乐理、和声编排。成员们也不再满足于翻唱别人的歌曲，他们通过合作，创作属于自己的歌。“创作就是最大的意义，现在他们的翅膀已经长好，可以自己飞了。”周紫峰说。

　　学做社会人

　　和其他艺术团不一样，除了在专业方面进行指导，美爱融合同样注重引导成员学做社会人。

　　“我们不能只呼吁社会大众关爱视障人士，为何不能用一种平等的方式，让他们找到自身价值，自尊自爱，主动地、更好地融入社会？”于欢说，就像“美爱”之名，取自英文“May I help you？（需要帮忙吗）”的音译，这里的“I（我）”和“you（你）”可以是健视者，也可以是视障者，不论是谁，都不会是单纯的助人者和受助者。

　　在团里，于欢自嘲是个“啰唆的二妈”，事无巨细，关心孩子们的学业、思想动态和待人接物之道。和盲童打了30多年交道，于欢坦言，视障群体较健视者而言会更敏感一些，有的孩子习惯性沉默，有的孩子用“一身刺”和不在乎的态度保护自己。“可如果都不去接触社会，怎么改变别人的成见和错误认知，怎么在社会交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为此，她从日常小事盯起，一遍遍地告诉他们：当别人递来一份饭时，要记得说“谢谢”；说的时候可以响亮一些，语气热情一些，别不情愿似的，这会让关心你的人伤心……对于舞台表演，于欢也给他们支招，“别像木头一样呆立在台上，增加些身体律动，和台下观众互动起来”。

　　日复一日的叮嘱，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原先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的“酷女孩”卞怡婷，现在可以和第一次见面的观众侃侃而谈。曾经木讷的俞天立，如今是能主动招呼客人的“俞经理”，哪怕只有微弱视力，他也会包揽排练后打扫房间的工作，演出时乐器设备的装箱、清点、押车、搬运都干得井井有条。

　　视障人士能做的事其实有很多。不靠谱乐队成员除俞天立家住黄浦区之外，其他人均住在市郊甚至远郊，每周排练的通勤，他们都是独立乘坐公交车，倒几次车不在话下。可有的健视者不知道，看见一群视障人士便要带他们过马路、找目的地，还有的地铁工作人员看见视障人士独自出行便“如临大敌”，通过对讲机请求支援。像这样不由分说地被“帮助”，或是因为外表难以看出低视力，被同事认为“故意不打招呼”而排挤，又或是去景区旅游时被不知如何介绍景色的导游“过度”关爱，都曾发生在他们的生活中，给他们带来尴尬和困扰。在音乐剧演出中，大家以一种幽默、诙谐的方式将这些经历演绎出来，并把正确的帮助方式“科普”给观众。

　　因为真实，所以动人。通过《无障·爱》，美爱融合艺术团搭建起社会大众与视障人士间交流的桥梁。演员们也得以用自己喜爱的方式说说心里话：“虽然知道大家是出于好意，但我们能够独立做到很多事。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会主动说出来。”

多特青训负责人：穆科科青年时比赛方式几乎无法复制到一线队

新华社柏林8月25日电，多特蒙德青训学院主管保罗-沙夫兰在谈到足球人才培养时表示：“如果赢得青年赛事冠军的球员，此后没能在职业生涯中迈出重要一步，那么这些冠军本身就没有什么价值。若每个赛季能有两到三名青训球员真正进入多特一线队，就已经是‘完美的工作’。”

2000年前后，处于低谷的德国足球启动青训体系改革。青训中心逐步成为职业俱乐部的准入要求，德国足协也建立起覆盖全国的人才培养网络。十余年后，改革成果集中显现，德国队于2014年第四次捧起大力神杯。

然而此后，德国队2018年、2022年连续两届世界杯止步小组赛，今年又在世界杯32强战中被巴拉圭队淘汰。

“我们过去太重视青年足球里的竞争，反而有些忘记了发展的意义。”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特蒙德青训学院主管保罗-沙夫兰表示，德国青训需要改变的不只是训练方法、赛事制度，更要重新回答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才算青训成功？

保罗-沙夫兰的答案很直接：“两年前我们就明确——如果赢得青年赛事冠军的球员，此后没能在职业生涯中迈出重要一步，那么这些冠军本身就没有什么价值。”

长期以来，联赛排名、杯赛成绩和各年龄段冠军，是衡量一家青训学院成绩最直观的指标。但在保罗-沙夫兰看来，过于追求这些指标，有时反而会偏离青训的初衷。

“我们自己也赢过很多青年比赛的冠军，但并没有把足够多的球员送进一线队。”

保罗-沙夫兰以穆科科为例，这名曾经轰动德国足坛的少年射手，在多特青年队时期拥有惊人的进球效率，保罗-沙夫兰以“一个赛季50到60球”来形容穆科科当时在青年比赛中的统治力。

但多年后回看这段经历，保罗-沙夫兰更关心的是穆科科“怎样进球”。他说，穆科科青年时期的不少进球，是在中场附近拿球后，依靠速度和个人能力直接突破防线完成的。“这种比赛方式几乎不可能复制到一线队，可能除了梅西，没有多少球员可以做到。”

这也是青年球员培养中的一个难题：一名身体发育较早，或某项能力明显高出同龄人的球员，可以依靠优势不断进球、帮助球队获胜。若只看眼前成绩，教练没有理由改变他的踢法；但这样的优势，未必能带到成年赛场。

保罗-沙夫兰说，如果现在再培养一名类似特点的球员，他可能会让其更多尝试10号位、8号位，而不是长期固定在中锋位置。代价可能是进球减少，青年队的成绩也可能受到影响。“你可能因此每个赛季少30到40个进球，但最终可能得到一名更好的球员。”

对于真正有潜力的年轻人，多特甚至会主动给他们增加挑战。保罗-沙夫兰提到，一名U17球员曾是同年龄段的明星，升入U19后却突然失去主力位置，一度十分挣扎。在这个案例中，教练组没有让他回到U17继续当核心，而是让他留在U19适应竞争。

保罗-沙夫兰认为，从青年队进入成年队，本就是球员成长过程中最难跨越的一步。如果在青训阶段始终处于舒适环境，真正进入一线队后反而更难适应角色变化。

在保罗-沙夫兰看来，过于看重比赛成绩并非多特蒙德一家俱乐部的问题，德国青少年足球长期存在把成年足球过早移植到儿童足球中的倾向。

“你去看基层比赛，会看到太多教练试图把成年足球复制到儿童足球里。”

对于六七岁的孩子，比起阵型、站位和胜负，获得更多触球机会更重要。保罗-沙夫兰认为，如果儿童过早按照成年足球的方式进行大场比赛，每个人真正接触和处理球的机会反而有限。

近年来，德国足球已经着手改革。低年龄段更多采用小场比赛，增加孩子的触球次数；减少不必要的长途参赛；U17、U19最高级别青年赛事也完成重组，赛季第一阶段更多采用区域化比赛，此后再按照竞技水平重新分组。改革的出发点，是让比赛更多服务于球员发展，而不是让球员发展服从于比赛结果。

年轻球员频繁更换青训学院也是保罗-沙夫兰关注的问题。据他介绍，一名年轻球员整个青训阶段平均效力的青训学院数量，在欧洲五大联赛总体约为1.6至1.7家，而德国接近2.5家。

在他看来，每一次转会都意味着重新适应教练、战术、队友乃至生活环境。短期看，从小俱乐部进入更大的青训学院似乎是一次“升级”，频繁更换环境却可能打断长期培养的连续性。

德国近年来因此提高了青年球员在青训机构间流动的门槛。保罗-沙夫兰说，这对俱乐部短期选材并不方便，但从长远看有利于德国足球。

如果冠军不是最重要的标准，什么才是？保罗-沙夫兰给出了一个现实的数字：每个赛季如果能有两到三名青训球员真正进入多特一线队，就已经是“完美的工作”。

一线队位置有限，顶级青训学院不可能把每一名年轻球员都培养成自己的职业队员。沙夫兰认为，青训既要把真正具备顶级潜力的人推向更高水平，也要帮助没有获得晋升机会的球员找到下一条路。

在多特蒙德，球员最迟会在每年2月得知自己下赛季能否进入更高年龄组。如果不能留下，俱乐部会与球员及家长沟通，帮助寻找其他俱乐部、其他青训学院甚至海外机会。保罗-沙夫兰把这称为“预期管理”。

“瓶颈会越来越窄。”保罗-沙夫兰说，如果从一开始就让每名U17球员都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成为多特一线队球员，那么最终的淘汰只会更加残酷。

一家顶级青训学院，每年真正能够送入一线队的球员或许只有两三人。在保罗-沙夫兰看来，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人的培养失败。青训的责任既包括帮助少数人走向最高水平，也包括让更多年轻人认识职业足球的竞争规律，并为不同的发展道路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