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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抄报，中国古代新闻传播媒介，新闻事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以纸为载体、以手抄形式发布新闻信息的报纸，是报纸的原形，又称手抄新闻。 在中国唐代就有各地驻京“邸吏”主持抄发、以地方官吏为主要对象的手抄报，史称“邸报”现存于英国大不列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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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问题

小提琴家穆特奏响巅峰弓弦夜

　　记者 高倩

　　黑暗中，一束亮光倾洒，掌声立刻响起，安妮-索菲·穆特提起金色的裙摆，与老搭档钢琴家兰伯特·奥金斯一起走来，还是一贯的轻盈美丽。莫扎特《G大调小提琴奏鸣曲》旋即开篇，华丽灵巧层次分明。昨晚，阔别5年，穆特终于重返北京，再次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

　　自13岁走上古典乐坛以来，小提琴家穆特享誉世界，是当之无愧的常青树。这场实行了强实名售票的音乐会座无虚席。上半场，穆特首先与奥金斯默契还原了莫扎特笔下赋予小提琴、钢琴的对答感，流畅紧密。舒伯特《C大调小提琴及钢琴幻想曲》随后上演，两种乐器的对话随处可见，考验并展现着穆特与奥金斯这对搭档36年之久的组合之间深厚的音乐友谊。

　　下半场，克拉拉·舒曼《为小提琴和钢琴而作的三首浪漫曲》奏响，穆特在这三首作品中释放出巨大的艺术能量，处理狂想曲式的线条、激烈的情绪时，她的张力令人惊叹，而当旋律走向舒缓时，她的诠释空灵优雅；雷斯庇基《b小调小提琴及钢琴奏鸣曲》最后亮相，在这首个人保留曲目中，穆特挥洒自如，处处流露着她自卡拉扬时代以来的积淀与突破，一曲奏罢，全场喝彩不绝。

　　快访

　　穆特：北京的繁荣发展让人惊叹

　　“我第一次来北京，是在1996年。”穆特说。演出前的春日午后，她在下榻酒店接受采访，面前的一扇窗子框起了东三环的车水马龙。穆特惊讶于这些年来北京的繁荣发展，也爱它的多元并存。

　　作为欧洲人，穆特格外钟情北京古老的一面，喜欢在胡同里走走停停，这一次再来，穆特很想夸夸北京的变化。她上次到访国家大剧院是2019年，5年未见，国家大剧院“一院三址”的新格局已然铺开，位于城市副中心的北京艺术中心开幕运营，“艺术在城市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未来，我非常期待看到更多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

　　说起北京，穆特能展开详谈的话题很多。1997年，穆特成立了“安妮-索菲·穆特之友基金会”，资助的第一名学生是一位来自北京的16岁男孩。穆特没有急于教他练琴，而是带他去登山看海、结识画家作家，还列出长长的德语书单供他阅读。“每个国家的音乐都与它的语言、文学密切相关。”穆特说。她要教给学生的内容由此起步，慢慢转向音乐层面，既涉及具体的曲目和技巧，更关乎职业与人生的方向。

　　怎样的音乐家称得上“好”？这个问题是老生常谈，却总难以绕开。在众多特质中，穆特提及一点，是要有一颗“永远充满激情”的心。她是一个很容易兴奋起来的人，家里种的植物开花结果、演出开场前预料不及的小意外，都会给她的人生留下一些充满新鲜感的刻痕，“每个时刻都会有新灵感”。

　　在古典音乐这条路上，对经典作品的重复演绎不可避免，但很显然，穆特专注的绝不仅仅是逝去的往日。她非常关注并投身于当代音乐的发展，克里斯托弗·潘德列茨基、安德烈·普列文、约翰·威廉姆斯等众多当代音乐大师纷纷为她量身创作。2024年初，穆特在伦敦带来了约翰·威廉姆斯《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的英国首演，身体力行地肯定着这位好莱坞传奇作曲家的惊艳才华。

　　很多人认为，电影音乐是通俗易懂的，这样的作品注定与所谓“严肃”的古典音乐泾渭分明。“严肃音乐也可以有娱乐性，而娱乐性的音乐也不一定不严肃。”穆特说。约翰·威廉姆斯为电影谱写的配乐大多短小精悍，“要用十几分钟的时长描绘那么复杂的电影画面，是很难做到的，他的音乐已经可以做到脱离电影而存在。”穆特已经演奏过约翰·威廉姆斯的多首电影配乐，未来，她期待有机会在北京奏响这些旋律。

　　已经60岁、出道48年的穆特，希望能从自己的弓弦上流淌出越发多元多彩的音乐——不要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德奥经典，而要打开视野，面向丰富交织的文化背景，同时看到更多的女性。而面对因技术飞速演进而日新月异的世界，穆特不拒绝某些可能性，“也许有一天，我会在演奏中与AI合作。”

靠音乐养活自己，这么难吗？

　　近来，各大音乐平台相继推出扶持独立音乐和原创音乐人的计划，有的平台甚至拿出上亿元资金支持音乐人；而在各大音乐论坛中，“想做音乐要不要辞去本职工作”“音乐人如何靠音乐获得理想收入”成为圆桌讨论环节的热门话题。这不禁让人发问：音乐人的生存状况真的这么差吗？

　　音乐圈中，能成为明星的歌手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默默耕耘的普通音乐人才是推动行业发展的基石。可他们的收入令人担忧，仅凭线下演出难以维持生计和持续的音乐创作，拥抱互联网和商业合作成为年轻音乐人的选择。

　　收入低 驻唱所得20年没变

　　马铮是一位从事印度西塔琴演奏和音乐创作的音乐人，当被问到收入现状，他回答：“非常凄惨。”

　　一般情况下，创作、演出、被听众认识是音乐人获得知名度的必经过程，线下演出是音乐人展示自我的重要平台，不少民谣、摇滚音乐人都是在livehouse中崭露头角。但在真正成名之前，音乐人在livehouse的演出几乎无法带来收入。“一场演出几乎赚不到钱，门票钱很少，乐队几个人一分就没什么了。”马铮一笑，“这么说吧，我开车去livehouse演出，要是出来发现停门口的车被贴了条，这场就白唱了。”

　　音乐制作人、浙江音乐学院流行音乐系副主任王滔说得更加具体：“1998年我读大学那会儿，在小型场地或者酒吧唱歌一晚上能赚300元钱，20年过去了，现在杭州酒吧的歌手工资还是这个数字，生活压力当然很大。”王滔说，在这种情况下，不少爱好音乐的人都不敢专职从事音乐。

　　在网上流传的一份由中国传媒大学发布的《2019中国音乐人生存状况报告》中显示：绝大多数音乐人仍生存艰难，近半数音乐人的税前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全职音乐人仅有12%，近半数非学生音乐人的税前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月收入能达到1万元以上的只有9.3%。

　　目前，不少平台开通了打赏或流量分成等功能，确实为音乐人开辟了新的渠道。但打赏是用户自发行为，难以成为持续性收入。而一位在bilibili视频网站上传作品的音乐人透露，流量分成以点播量计算，大概每一百万点击量，能拿到三四千块钱左右，“完全指望打赏或者分成，肯定是活不下来的。”

　　成本高 音乐制作开销大

　　当兼职做音乐成为普遍状态，王滔表达出他的忧虑：“做音乐需要投入的精力和成本非常大，如果不全职做音乐就很难做出好的音乐，音乐人也很难熬出来。”

　　最显而易见的成本就是钱。王滔算了一笔账，对摇滚乐队来说，收入来源主要是参加音乐节。“不说那些在《乐队的夏天》里火的乐队，就说大多数没有太大名气的乐队，5个人的乐队上一次音乐节，一共有一万元左右的演出费。”假如这些乐队一年能上四五十场音乐节，那就是50万元的收入，平均到一个人大约在10万元左右。

　　“可是他们还要拿这些钱做音乐。一首歌的制作需要编曲、录音、混音，一首歌需要差不多一万元的制作费，很多时候一万元都不太够，这还是在词曲都是这个音乐人自己写的情况下，一年10万元哪够？”王滔说，除此之外宣传推广还需要花钱，“没有宣传就没有人继续找他们做演出，大多数音乐人的生活还是很艰苦的。”

　　时间成本也是音乐人考虑的一大问题。由于马铮从事西塔琴演奏，这项独特的乐器让他有不少机会在综艺节目和明星演唱会中担任伴奏，“如果只做一个乐手，我这种小众乐器面临的竞争不是很大，收入还是有保障的，但几乎会用了我所有的时间。”马铮说，这对一个原创音乐人来说很“可怕”，“创作需要大量的时间，如果我全年都在做乐手，就根本没有时间创作，如果一直创作，就可能填不饱肚子。”这种情况在音乐圈中非常普遍，被马铮和他的朋友称为“成熟的乐手被‘抽干’”。

　　年轻人 拥抱网络和商业合作

　　“如果只是像传统音乐人一样白天写歌、晚上出去唱歌，走红的几率不会特别高，收入也很有限。”但王滔发现，不少90后音乐人开始想办法在互联网做“网红”，并通过一些商业合作增加自己的收入。

　　他想起浙江音乐学院的几位学生，四人组成一个组合，在抖音平台上发布歌曲，也帮人翻唱推广。“比如别人创作的词曲，请她们几个专业的人来唱，为这首歌做推广。”王滔说，有时她们也接一些帮人“带货”的商业活动，这样一个月每人平均收入有几万元。他还表示，现在音乐院校的学生把音乐当成产业来做，学生中出现不少类似的“网红”，他们推出歌曲也会彼此推介，互带流量。

　　独立音乐人过去被看做是一个与商业绝缘的群体，但如今年轻音乐人愿意接受商业性的合作。颜人中是一位在网易云音乐上崭露头角的90后音乐人，他刚接手了一个与某瓜子品牌合作的音乐项目。“无论是商业合作还是唱自己的歌，本质上都是音乐。我也唱过游戏音乐的歌曲，不仅可以尝试不同的曲风，打游戏的时候听到这些歌也觉得很有趣。”颜人中说，他身边很多年轻音乐人都有商业合作，他对此的态度也是：如果歌曲适合自己，并不排斥。

　　在王滔看来，音乐圈的生态随着互联网音乐平台和短视频平台的发展被改变，音乐人的收入情况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纯做线下演出的音乐人比较困难，年轻人愿意与新媒体和商业合作，情况会相对好。”王滔说，以往人们看待“网红”难免有偏见，但现在很多年轻音乐人，比如隔壁老樊、颜人中、陈雪凝都是从网上走出来的，“只要歌唱得好，有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