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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乐同构：当代中国民族音乐创作的新维度

　　■滕晓鹏

　　古诗词与中国民族音乐，堪称中华文明长河中辉映千年的艺术双璧。诗词以言志传情为魂，尽显汉语声韵之美；民乐以丝竹金石为体，凝结着东方独有的审美记忆。中国民族音乐欲屹立于世界音乐之林，必须深植于中华文化本源，激活传统艺术基因，并以现代创新重构属于中国的音乐新范式。古诗词除意境深远外，其固有的平仄抑扬与格律节奏，恰与民乐讲究气韵生动的形式审美形成深层契合。

　　当前，“诗乐同构”已成为当代中国民族音乐整体性创新的重要路径。从上海民族乐团以“溯源一体”理念打造的《诗的中国》，到中央音乐学院取材《诗经》创作的《风·雅·颂》；从中央民族乐团将岁时节日转化为声音叙事的《天地永乐·中国节》，到浙陕两地联手、以城市美学对应唐宋气象的《唐诗·宋词两座城》。这些作品题材各异，却共同昭示了一种全新的创作维度：对传统文化的发掘已突破浅表，步入深度再造的层面。此类演出之所以打动人心，核心在于依托生成音乐新结构、塑造人格化新声音、建构舞台新空间三大手段，达成了艺术生产的质的飞跃。

　　溯源一体：生成音乐作品新结构

　　中国古诗词与民族音乐同源共生。《礼记·乐记》所载的“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清晰道出了先秦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艺术形态。然而，随着历史演变，诗乐逐渐分离，“徒诗”成为主流，古乐谱系大多失传。这种分离导致了一种长期存在的创作惯性：音乐与诗词处于主次分明的异位状态，音乐往往沦为诗词的附属背景，或是诗词成为乐曲的空洞标题。当代创新首先要重建诗乐一体的本体关系，把长期背离的诗乐有机融合，实现从异位到同构的回归。

　　今年在第41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演出的上海民族乐团《诗的中国》，诗与乐深度融合，不但体现了“溯源同构”的理念，而且在融合中生成了一种新的音乐结构。回归“诗乐一体”的本源，跳脱了单一诗人或单一朝代的视域局限，通过集句成篇的手法，将《诗经》的朴拙、《楚辞》的瑰奇、唐诗的雄浑编织成一个跨越时空的对话场域。这种结构本身就彰显出中华文脉是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涌动着蓬勃的艺术生命力。“新结构”更深刻地延伸至声音生成的层面，作曲家精研汉语音韵，力求旋律线条严格遵循四声起伏，使乐句的呼吸与诗词吟诵的气口完美咬合。为了丰富声韵表达的多维层次，乐章开篇引入童声对“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吟唱，以返璞归真的音色，完成了对古代吟诵传统一次极具匠心的现代转译。

　　机缘同生：器乐人格化与诵读情感化

　　关注声音的微观叙事与人格化塑造，已成为当代民族音乐破局创新的核心方式。乐器超越了单纯的发声功能，作为独立的言说主体，在民乐长期的社会化演进中被赋予了明确的叙事指向，能够精准锚定特定的时空坐标与人物心境。

　　当代创作亟须深化这种器乐的人格魅力。《诗的中国》便以此为支点，通过器乐的拟人化立象与人声诵读的情感化传神，双轨并进，合力推动了古诗词音乐从“朗读”向“吟咏”的审美范式转型。古诗词的平仄、对仗、押韵等格律要素，本质上是古人情感波动的声音密码。表演摒弃了字正腔圆的播音腔，追求一种基于理解和共情的声音情感化表达，在《将进酒》的演绎中，男声独唱以一种近乎嘶吼又带着戏谑的语态，将李白式的狂放不羁注入现代声腔；而在表现王维禅意诗境时，气声与实声的交替转换，营造出一种“蝉噪林逾静”的听觉空间。

　　《唐诗·宋词两座城》中，打击乐化身威严史官，击节以记盛世；琵琶化作霓裳舞姬，轮指尽显“大珠小珠落玉盘”之灵；箫笛仿若文人墨客，低吟出故人惜别之婉。诵读者以情赋声，引领乐音穿梭古今。演奏者以人格化的国际语汇，让长安的万国来朝与杭州的烟雨潮涌在音符间复活，深融唐宋文脉与当代审美，奏响了中国文化的温润强音。

　　多维度的声音编织构建起一个立体的情感场域，童声代表文化的原初记忆，成人合唱象征历史的厚重积淀，器乐独奏彰显个体的精神独白，诗词朗诵确立文本的理性坐标。各种声音形态不再各自为政，而是在“机缘同生”的理念下，共同完成了对一首诗和一段乐的精神解读。

　　身韵立境：从听觉艺术到空间体验

　　传统的古诗词和民乐，侧重于“听”的单向维度，舞台上的演奏者如同乐谱的精密执行者，与观众保持着一种审慎的距离感。而新的探索是打通听觉与视觉、身体与意象的界限，将音乐会转化为时空一体的具身审美经验。

　　“身韵立境”要求演奏者的身体成为音乐的重要部分。二胡演奏者运弓时的身体弧度、琵琶演奏者轮指时腕部的流动、古筝演奏者拨弦时的重心起伏，这些原本属于演奏技巧的身体动作，被有意识地转化为可视的舞蹈语言。当演奏者的肢体韵律与诗词的节奏同频共振时，舞台呈现便获得了双重审美维度：观众既能“听”到诗的意境，也能“看”到乐的流动。

　　身韵美学成为建构舞台新空间的核心元素。《诗的中国》“空山月明”篇章，舞台灯光随诗意变化，从冷色调的幽蓝渐变为暖色调的金黄，与乐器音色形成通感对应；在表现边塞诗风的段落，多媒体投影将苍茫的大漠、呼啸的北风视觉化，使文字的视觉张力与音乐的听觉冲击力相互激荡。这些核心意象的生成，皆源于表演者身韵之中所蕴含的勃发生命力。

　　新舞台空间的建构是一场突破性的审美层级的跃升。中央民族乐团的《天地永乐·中国节》借由多媒体技术与声场设计，将抽象的二十四节气时间流转，解构并重组为可触可感的沉浸式通感空间。舞台利用光影变幻与环幕投影，将“清明雨丝”“中秋皓月”“除夕飞雪”等自然意象具象化。演奏家不再是乐池中孤立的表演者，而是化身为山水画卷中的一部分，深度融入舞台景观，使观众在生理的震撼与心理的触动中，捕捉到节日的炽热律动，打破了物理剧场的第四堵墙，抵达了“诗中有画，画中有乐”的东方美学意境。

　　观众由此完成了身份的根本转变：从单纯的听曲者升维为文化精神的亲历者。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仅获得了感官的愉悦，更在生理的共鸣与心理的浸润中，实现了“悦耳、悦心、悦志”的三重境界升华。

　　随着《诗的中国》《唐诗·宋词两座城》《天地永乐·中国节》等一批作品相继登台，创作者已突破西方音乐范式的限制，回归汉语声韵与音乐本体表达的现场；同时超越了单一的“博物馆式”的传统复现创作，而是植入到当代大众的情感体验中，让历史文化资源真正参与现代人的精神建构。空间建构破圈，打破了听觉艺术的单向度隔离，听觉审美转向视听一体、身韵同构的剧场体验，实现了从技术展示到文化叙事的历史跨越。古人的诗意与今人的乐思在此刻交汇，共同编织中华文明的当代艺术精神图谱。（作者单位：上海戏剧学院）

　　《解放日报》（2026-07-07 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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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壮志不言愁》现象与影视歌曲创作困境

　　赵朴

　　刑侦探案是近年来影视作品中的重要类型。创作者在结构故事、形塑人物方面各出机杼，但在音乐方面却“所见略同”——《少年壮志不言愁》仿佛成了刑侦题材影视新作共同的主题歌，对这首老歌集中的、反复的使用，成了耐人寻味的现象。

　　为什么是《少年壮志不言愁》？

　　《少年壮志不言愁》是电视剧《便衣警察》的主题歌，由该剧导演林汝为作词、作曲家雷蕾谱曲。这首1987年问世的作品，近年来突然成了“宝藏歌曲”，先后成为电影《追凶十九年》片尾曲、电视剧《三叉戟》插曲、电影《三大队》插曲、电视剧《黑土无言》插曲和电视剧《我是刑警》主题歌。尤其在《三大队》和《我是刑警》中，《少年壮志不言愁》的一再回响，对推动情节发展、释放人物情感、升华主题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三大队》里，《少年壮志不言愁》在影片前、中、后三个重要叙事节点出现，贯穿始终。开篇，程兵带队出警，途中车载广播正在播放听众小雨点为当警察的父亲点播的《少年壮志不言愁》，通过附着于歌曲前后的对白，既指明警员们已为侦破案件连续作战身心疲惫（审讯中情绪失控的因素之一），也为三大队遭遇变故后重整旗鼓埋下伏笔。中段，程兵出狱，三大队五人重聚，夜宵摊上，马振坤带着醉意唱起《少年壮志不言愁》，逐渐引发共鸣，歌曲仿佛火种点燃了众人胸中渐已冷却的热血，成为剧情转折的关键。尾声，程兵终于将罪犯缉拿归案，他迎着阳光走入熙攘人群，当年夜宵摊众人的酒后放歌作为画外音乐再次响起，歌词“历尽苦难，痴心不改”成为程兵寻遍七省、追凶万里的人生的高度浓缩，也是向人民警察为百姓的岁月静好甘愿负重前行的精神致以崇高敬意。

　　在《我是刑警》中，《少年壮志不言愁》不仅在每集片尾唱响，而且在剧中先后五次出现，成功托举起剧集的主题表达。从秦川一行人破获1·28抢劫案，在庆功宴后雪夜高歌的畅快，到秦川和同事们在叶茂生捐躯献身的墓碑前恸哭“金色盾牌，热血铸就”的悲悼，从老刑警范守良对心灰意冷的徒弟宋绪举杯清唱所诉说的坚持，到宋绪在案件破获后到师父墓前低吟歌曲寄托的缅怀，《少年壮志不言愁》每每出现在酒酣耳热吐露真情之时、或是告慰战友在天之灵之际，都是角色“不由自主”地发声、都伴随着浓烈的情感表达。对《少年壮志不言愁》的这种使用方式部分中和了警察守卫社会安定的功能化定位，而凸显了警察作为人的丰富情感和理想主义的自我精神激励，从而更丰满地展现了“刑警”这一群体的形象。

　　对《少年壮志不言愁》恰当的引用不但成为叙事的关键，为影视作品增色，也仿佛重新激活了这首老歌，让我们再次瞩目于歌曲自身的魅力。

　　首先，歌词对人民警察的使命担当有着深刻的揭示，表述精准而又诗意，既成为大众对警察形象的崇敬想象，也成为警察对自我身份的深切认同与人生追求。寥寥几句歌词，把奉献精神、英雄主义和百折不挠的理想主义情怀加以凝练概括，显现出超越时代局限的人性光辉。这样的品质，在类似题材的词作中实属罕见。

　　在作曲方面，对主旋律叙事的“柔性表达”成为感染力的重要来源。歌中两段主题旋律，都是大气磅礴起势、深情婉转落脚，既表现铁肩担道义的刚强笃定，又导向这种刚性背后深厚的情感基础。作曲家雷蕾最终没有选择原本意向的严肃的男声合唱，而独具慧眼地相中由刘欢用更为通俗的演唱方式来表达歌曲的刚柔并济，实质上是在表演风格上对词曲内涵进一步延伸，也是对剧作着力于人物成长和情感刻画这一创作取向的应和。

　　经过岁月的沉淀，《少年壮志不言愁》已经建立起人民心中“警察之歌”的经典地位。创作达到高品质的同时，又能联通大众情感；词曲唱三者之间，及其与剧作本身，风格与内涵都高度吻合。这些特质使这首歌成为难得的影视歌曲精品。

　　为什么总是《少年壮志不言愁》？

　　仅解读《少年壮志不言愁》本身的经典性，似乎还不足以解释为何在这首歌问世30多年后，一批刑侦题材影视作品突然蜂拥而至、对其青睐有加。毕竟，这期间以“警察”为创作对象的众多影视作品中，也涌现出不少原创歌曲佳作。上世纪90年代，有电视剧《英雄无悔》中的《真心真情》，《刑警本色》中主演王志文献唱的主题歌《我不能输》等歌曲；新世纪之初，《重案六组》的主题歌《风雨人生》，《公安局长》中由主演柳云龙包圆词曲唱的主题歌《一生别无所求》，都以其对“警察”主题的信念感和情感面向的深入挖掘，让我们印象深刻。

　　经过一段时期的回落，当近年来警察、刑侦、涉案剧再次成为影视创作热点后，我们不难发现相关的歌曲创作并未形成同步，甚至越发滞后于影视作品的发展水平。这构成了《少年壮志不言愁》现象更深层次的原因。

　　刑侦题材影视剧火热，对音乐的需求量激增。配乐往往贴着剧情走，营造氛围或渲染情绪，这一层次上，作曲家的技术已相当成熟，音画配合效果上佳；但在需要情感凝练、立意升华的时候——通常由歌曲来实现这一功能——很多创作者一筹莫展。

　　首先，有意愿深入理解剧作内涵、并且有能力用准确而诗化的语言将之概括为文字的词作者不多，对影视歌曲创作而言，没有好词难为无米之炊。更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就创作机制而言，如今影视剧的配乐和歌曲往往分包给两组人马分别创作，配乐风格大都服从影像风格，突出场景性，但歌曲的功能不同，要突出主题概括性，如果两者并非同一团队创作，在音乐风格和旋律主题上出现龃龉，歌曲就会显得出戏。

　　一些片方开始动脑筋，以“片尾曲”概念代替“主题歌”。通常，片尾曲和主题歌应该是一回事，在片尾用一首歌提纲挈领，以前还有很多电视剧以片头、片尾双主题歌来强化这一功能。而今，由于创作团队不同，不但片尾曲的旋律并不在正片配乐中出现，而且歌词与影视剧内容关联度也不足，其升华主题的意味淡化，歌曲本身的能见度也大为削弱。那英演唱的《狂飙》片尾曲《藏无可藏》，唱功了得、情感激越，但歌词过于“形而上”，语焉不详，与剧情、人物很难直接挂钩，未能对剧集形成助力，歌曲也被埋没。还有很多歌曲尽管挂着“主题歌”的名头，实际上与剧作主题没多少相关性，其功能恐怕更多在于借歌手的名气引流量，顺便在片尾走演职员表。

　　还有很多片方开始以老歌汇编代替原创，一方面是对原创影视歌曲没有把握，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借老歌自带的意义来丰富新剧的内涵，使歌曲和影像形成互文。从《繁花》里的《偷心》《执迷不悔》，到《漫长的季节》里的《再回首》，这些与剧情形成共振的歌，都是从怀旧曲库中拿来的。这种方式在年代剧中或许能收获奇效，但像《少年壮志不言愁》这样被一窝蜂似地在刑侦剧中引用，除了略有取巧之嫌，更多是暴露出影视歌曲创作能力贫弱的问题。

　　更有甚者，既然原创影视歌曲不好把握，干脆完全放弃，在片头、片中、片尾都只留配乐。发生在《乌云之上》等新剧中的这一现象令人扼腕。拿掉歌曲，意味着影视音乐的极端功能化，音乐只承担为影像伴奏的作用，沦为附庸。更进一步来讲，这是对“听觉中心主义”的臣服——听就好了，何必在乎意义？以这个角度而言，前述诸多影视作品对《少年壮志不言愁》的集中反复引用，反而有了些倒逼影视音乐创作必须承载主题、建构意义的理想主义意味。

　　曾几何时，影视歌曲是百姓文化生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尤其那一首首主题歌，与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交相辉映，凝结为人们鲜活的记忆。而今，电影电视剧一派欣欣向荣，能给观众留下印象的影视歌曲却越发稀缺。希望《少年壮志不言愁》现象能给影视从业者提个醒，适当调整影视音乐创作的目标导向和机制，让影视歌曲也再度繁荣，绽放应有的光彩。

　　（作者为流行音乐研究专业博士，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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