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季度泉州港对台货运吞吐量增长177%

氧气罐能带上飞机吗?氧气求解答_问答库问答

氧气罐不能带上飞机的,因为属于易爆物品。但是上飞丽江的超市和小卖铺都有氧气罐卖,玉龙雪山从山下到山上一路都有卖的,所以不需要提前买好。建议在丽江。氧气

氧气罐可否上飞机?上飞

飞机上不能携带氧气瓶,也不可以托运氧气瓶。 1、氧气民航有关规定:供医用的上飞安利是什么小型氧气瓶不允许随身携带上飞机,也不允许作为交运行李托运。(1)旅客如因病在航班上。氧气

准备提前买好氧气罐，上飞能带上飞机吗?氧气

不可以。氧气罐属于易爆品。上飞中国民航总局关于不能随身携带和不能托运的氧气物品规定如下: 在中国境内乘坐民航班机禁止随身携带或托运以下物品: 1 、枪支、上飞。氧气

请问飞机上是上飞否可以带便携式氧气罐?

1、罐装氧气不能能带上飞机。氧气 2、以为内灌装氧气是下载快播属于乘坐飞机禁止携带的"易燃(助燃)物品",所不能通过安检。 3、在乘坐飞机的时候,都会通过安检,通过安。

氧气瓶能托运吗?

不能。民航有关规定:供医用的小型氧气瓶不允许随身携带上飞机,也不允许作为交运行李托运。旅客如因病在航班上需要随身携带急救氧气袋,应持医生或本单位证明。

氧气罐能上飞机么 - 业百科

不能。氧气瓶里的氧气属于易燃易爆物品。飞机禁带物品:枪支(含各种仿真玩具枪、下载jm枪型打火机胶其他各种类型的带有攻击型的武器)弹药、军械、警械、管。

坐飞机可以带便携氧气瓶吗?

不可以。氧气瓶里面的氧气属于易燃易爆物品。飞机禁带物品:枪支(含各种仿真玩具枪、枪型打火机胶其它各种类型的密秘入口带有攻击型的武器)弹药、军械、警械、管制刀具。

为什么飞机不让带气罐子?

人在这样的环境是不用戴氧气瓶的! 如果飞机的增压系统失效(比如飞机出现释压),飞机里的压力会明显减小到外面高空的压力,而高空的压力是根本无法适合人类生。

氧气瓶是不是不能带上飞机的?

氧气瓶是不是不能带上飞机的?不能根据《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有关条款规定,旅客携带品免费重量,大人20公斤,小孩(包括免费儿童)10公斤,外交人员35公斤。携带品。

1000的氧气瓶可以带上飞机吗?

答:(除特殊情况外)不可以带上飞机。 氧气,爱液官网无需下载5秒跳转隐藏线路化学式O2。化学式量:32.00,无色无味气体,氧元素最常见的单质形态。熔点-218.4℃,沸点-183℃。不易溶于水,1L水。

1、氧气罐不能上飞机，氧气瓶里面的氧气属于易燃易爆物品。飞机禁带物品：枪支（含各种仿真玩具枪、枪型打火机胶其它各种类型的带有攻击型的武器）弹药、军械、警械、管制刀具、爆炸物品、易燃易爆物品、剧毒物品、放射性物品、腐蚀性物品、危险溶液及国家规定的其它禁运物品。

2、乘机出行免不了带点香水、发胶、打火机之类的生活用品，这类物品因含有易燃物质实行限量携带。发胶、衣领净、摩丝、发亮剂、杀虫剂、空气清新剂分别限带1瓶（350毫升），香水限带500毫升，这几种限带的生活用品累计不得超过1000毫升或1公斤。

泉州网络主播的故事 每天直播15个小时 只有零星路人捧场

原标题：泉州网络主播的故事 每天直播15个小时 只有零星路人捧场

主播这碗饭并不是人们想象中那么容易吃的，在泉州吸金能力强的大主播数量不超过20人。

疲惫直播间——小主播生存调查

■本期执行 李菁 傅恒 庄丽祥 实习生 吴汉阳 文/图

近日，泉州一名网络女主播在录制完一档电视节目后，驾车从泉州市区回惠安小岞的家时，途经小岞环岛路发生交通事故，车辆撞到电线杆后失控冲下路基，翻入沟中，导致车头起火，女主播未能逃生不幸遇难。

据悉，该女主播一般会在下午和晚上两个时段进行直播，每天的睡眠时间很短，长期处于疲劳状态。事发前几天，该女主播还曾发朋友圈称“累到开车打瞌睡”，并配上她开车的视频。

事故发生后，泉州网络主播的生存状态引起市民广泛关注。收入高、粉丝多成了贴在主播身上的名片。然而，在庞大的主播群体中，真正“身价不菲”的“大主播”只是少数。业内人士透露，主播这碗饭并不是人们想象中那么容易吃的，在泉州吸金能力强的大主播数量不超过20人，更多的普通主播虽然每天直播超过10小时，过着日夜颠倒没有休息日的生活，粉丝数量却寥寥无几，多数小主播难以坚持超过3个月。本期封面纵深，东南早报记者走近多位泉州网络主播，让大家看到主播们镜头前光鲜的背后真实一面。

泉州网络主播的故事 每天直播15个小时 只有零星路人捧场

娱乐主播的直播间（采访者供图）

产品主播工作中

移动互联网和经济的飞速发现，衍生出了很多新兴职业，其中网络主播成为深受年轻人喜爱的职业之一。网络主播分为娱乐主播、产品主播、游戏主播等。在泉州，想跨入这一行的人不少，能够成功月入十万元的却不多。竞争激烈收入不稳、粉丝流动性高、长期熬夜三餐不规律，是主播们光鲜背后的“痛”。

主播说

娱乐主播

直播唱歌跳舞聊天 少人捧场常常只能自言自语

周倩（化名）今年25岁，在直播平台上断断续续做娱乐主播已经近10年。

每天晚上7点到隔天凌晨3点，是粉丝流量最大的时间段。几年来，周倩已经习惯了日夜颠倒的生活。“晚上比较多人看，刷礼物的自然也多。”她说，自己有时甚至播到天亮，白天则在家里补眠。一周没出过一次门不是什么稀奇事，“别人醒着我在直播，别人睡了我还在直播，别人睡醒了我仍然在直播”。

聊天、唱歌、跳舞，表演才艺是大部分人对主播工作的定义。然而，并不是做足了这几项就能有高收入。回忆起最初做主播的日子，周倩坦言十分难熬，尤其是刚入行的前三个月。“几乎没有粉丝，更别想有人给刷礼物。”周倩说，直播间里没有人进来，偶尔有零星的路人陪她短短几分钟，更没有人和她互动，都是在自言自语。为了积累粉丝，没人看时，周倩也不敢下线。“每天最少8小时，多的时候15小时，持续这样的状态，人很容易抑郁。”

“播到有一两万粉丝的时候，收入就相对稳定了，也可以适当调整直播的时间。最火的主播大都只播晚上的高峰时段，但我们不行。”她告诉记者，主播是靠粉丝刷礼物抽成来赚钱的。签约直播平台后，不同平台要抽取不同的利润，从30%到70%不等，加入公司或者“公会”的主播，还得再被抽成，算下来能到手的钱实在不算多。

周倩目前有3万多粉丝，比起几十万、上百万粉丝的大主播，差距还挺远。“主播的收入与在线时长成正比，直播越久收入越高。”周倩说，如果运气好，一个月能赚上万元，运气不好时，一个月就几千元，甚至没有收入也是可能的。“但是日夜颠倒，加上要不停唱歌说话，每次下线后我都懒得说话，就想着直接睡觉。”

产品主播

真正做起来的少 美食成“最痛苦”直播

“泉州尝试做产品直播的主播不少，但是真正能够做起来的很少。”张云（化名）是一位鞋服类产品主播，一般在淘宝上直播卖货，进入这一行已有两年时间。

2015年，淘宝的直播平台发展起来后，泉州的企业和网店也开始尝试进驻，张云就是那时开始从平面模特转型为产品主播。多年的模特生涯为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错的口才和互动能力让她顺利地做上了产品主播。

“产品主播和电视购物主播很像，但是对应变能力的要求更高。直播过程中，消费者的问题实时显示，有些问题的专业性强，比如面料、搭配等，还会有一些刁钻的问题，需要主播迅速给出答案。”张云说，泉州的产品主播多做鞋服、美妆、食品类的直播。不同于娱乐主播可以“跨行”展示多项才艺技能，产品主播更专注于行业的产品直播。

对于具体收入，张云没有透露太多，但她说，在泉州想做产品主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部分产品主播接的单子并不是长期、大量的。“双11”“双12”和年货节等促销节期间，是接单旺季，其他时间，她更多的是做网店平面模特以及拍摄产品小视频的工作。“这两年，不少娱乐主播、平面模特想转型成产品主播，但是能够坚持下来转型成功的少之又少。”

“产品主播不只是轻松地展示产品就好了。比如美食类主播，如果接到卖猕猴桃的单子，在直播时间里需要不断地吃猕猴桃，让进来的每一个消费者都能感受到猕猴桃好吃。一场直播下来，吃掉一箱甚至两箱猕猴桃是很正常的事，之后就不会再想吃猕猴桃了。”张云说，产品主播相比娱乐主播也需要更好的心理素质。

娱乐主播在直播中展示才艺

娱乐主播在直播中展示才艺

娱乐主播在直播中展示才艺

网红主播的直播点击率颇高

月入十万 泉州不超20人

据业内人士介绍，目前在泉州地区从事主播的人很多，有加入“公会”的，有自己开播的，有全职的，也有兼职的，有属于玩票性质的，也有纯粹想赚钱的，很难进行统计。

“泉州地区的大主播数量很少，不超过20个。”某工作室负责人表示，他所在的工作室，曾经同时培养了200多名新人，但最终坚持下来的仅30多人，这当中成为坐拥数十万粉丝大主播的人则一个都没有。“特别是做产品直播的，千人中可能到最后能赚到钱的只有一两个。”

泉州真正出名、月收入过万元的大主播不仅少，与其他城市的主播相比，粉丝数量、质量也存在水分。“泉州的大主播粉丝数量只有四五十万。”该负责人表示，泉州直播行业从2015年开始发展起来，至今没有产生过拥有数百万粉丝的主播。“大主播不仅要有相貌，会唱歌、跳舞等才艺，最重要的是要懂得和观众互动。”但主播又不能与粉丝过于“亲密”，很多公司是不允许主播参与线下活动的，“因为你不知道投入很多的粉丝会不会找到你，做些对你不利的事”。

周倩告诉记者，想要成为大主播并不是容易的事，网上说主播年收入千万元在泉州的主播圈子里暂时是不可能的事，“泉州收入稳定的主播，大部分也就每月一两万元”。

多数小主播 难坚持3个月

朱琳（化名）也曾尝试过做娱乐主播，刚开始她对主播行业的期许不小，想像大主播一样拥有千万粉丝、日进斗金。她加入一家直播公司，在业内大家称为“公会”，经过短暂培训后，就开始在平台上直播。

“点进来看的人很少，也没人刷礼物，赚不到钱。我到现在也没想通，那些火起来的主播是为什么火的。”朱琳刚开始做直播时就是这样的状态，每天她都会想新法子来吸引粉丝，有时唱歌，有时跳舞，但更多的时候是自己一个人对着屏幕无聊，有观众进来就打打招呼。两个月基本没有收入后，她只能选择离开。

陈霞（化名）是一名比较开放的主播，靠着火爆的身材，之前她会穿吊带、低胸装来吸引目光，刚开始积累了一些粉丝，但随着监管越来越严，经常有巡查，一发现穿着暴露，轻则下播整改，重则封号。她拿不出留住粉丝的才艺，只能转行。

“刚签约的新人，一般有3个月试用期，一天需要直播超过15小时。很多人播了3个月都没人看，一个粉丝都留不住。”一家主播工作室负责人告诉记者，有些新人甚至为了做好主播去整形，可是一个月后就放弃了，“熬不住，不懂得和粉丝互动就很难做下去”。

“固粉”不易：

得记住粉丝生日送祝福

不管是哪种类型的主播，只有“固粉”才能拥有“变现”的基础。在很多人印象中，主播只要唱歌、跳舞，热情地和粉丝聊聊天就能赚钱，实际上每一个收入可观的主播，都得在粉丝身上多下功夫。

“忠实粉丝的生日一定要记得，尤其是经常刷礼物的粉丝，生日时要送上祝福，过年过节时，也得送些过节的礼物，要让粉丝从你身上感受到温暖。”娱乐主播“小A”告诉记者，现在“固粉”不容易，以前很多粉丝会跟你一两年，现在和你玩一两天可能就去找别人了。大主播的情况是这样，更别提泉州的主播了。大家想尽办法，只为了留住粉丝，提高收入。

“主播要有人捧，团队帮你吸引人气，帮你上推荐，才能有更多流量变现。否则只能唱独角戏。”一家工作室负责人说。

转型艰难：

行业走下坡难坚持

“其实，娱乐主播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一是现在平台多、竞争激烈，二是娱乐主播多靠唱歌、聊天，网友们看多了就觉得没意思。”一家主播公司的负责人认为，娱乐主播的红利期已经过去，泉州踏进这一行的人想要有新发展越来越难，而主播的“尺度”也被严控。“不要说色情、挑逗类的直播，就算穿吊带衫直播也会被封号，各平台现在对皮肤裸露程度的管理很严，这让一部分想要‘豁出去’赚快钱的主播无路可走。”

一部分娱乐主播和平面模特迫切地想要转型为产品主播。“做主播的目的是将人气变现，刷礼物的少了，就想去卖货试试，但是转型成功的非常少。之前，有一位粉丝数十万的娱乐主播转型，开了一家美妆店，根本没人买。因为她的粉丝多为男性，不久后她的美妆店就关闭了。”此外，产品主播的专业性，对口才及应变能力的要求，也让很多想要转型的人无所适从。

另一方面，产品主播比娱乐主播“更苦”。娱乐主播虽然每天直播时间长，但是直播过程中可以喝水、吃饭，产品主播却需要全程在线，这样的快节奏，也让部分人坚持不下去。

流行音乐版权保护如何破局

　　一首传唱十余年的《李白》，在一场商业演唱会的舞台上意外成为检视华语流行音乐版权生态的“显微镜”。今年3月，歌手李荣浩直指新生代歌手单依纯在个人巡演中，未经授权且在明确被拒后仍演唱其代表作《李白》。李荣浩一方坚持维权守护原创底线，单依纯一方则迅速致歉承担责任。看似快速平息的个案，却精准戳中了行业长期存在的授权混乱、责任模糊、侵权侥幸心理盛行等痛点。北京青年报记者通过采访业内人士、法律专家，结合近年多起典型司法案例，探寻流行音乐版权保护的破局之路。

　　引爆热点

　　李荣浩作品《李白》

　　拒授权后被强行商用

　　从商演舞台到网络直播，从综艺翻唱到短视频配乐，流行音乐版权侵权已成为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近年多起公开事件与司法判例，展示了当前版权乱象的多重面貌。

　　以近日歌手李荣浩和单依纯因歌曲《李白》引发的版权纠纷为例，单依纯团队为巡演申请《李白》授权，李荣浩方明确拒绝，但单依纯仍在2026年3月28日的深圳演唱会上，登台演唱改编版。李荣浩于次日通过微博公开维权，附邮件与音著协证明，控诉单依纯故意侵权。单依纯随后致歉，承认审核疏漏，删除本次演出官方宣传中涉及《李白》的相关内容，停止《李白》在后续所有演出中的演唱，并承担全额版权使用费及相应赔偿。

　　业内人士直指此案属典型“授权被拒、强行商用”，主办方主观过错明确，单依纯作为表演者未尽到审核授权文件的义务，也存在过失。李荣浩对此的回应是不需要赔偿：“我要是想要钱，从一开始就会授权给你，那不是更加名正言顺，何必如此大费周章。”

　　在流行音乐领域，类似的侵权事件并不在少数。如女歌手降央卓玛在多场商演中，未经授权演唱刀郎作品《西海情歌》，权利人告知后仍未停止。法院认定侵权成立，判决其与主办方连带赔偿7.5万元，并判令立即停止商业演唱该作品。

　　综艺与网络平台，同样是版权侵权的高发地带。比如李志诉《明日之子》侵权案，选手未经授权翻唱改编《天空之城》，用于录制、播出与网络传播。李志公开维权索赔300万元，打破“综艺翻唱免费宣传”误区。法院最终判赔20万元。

　　事件发酵

　　音乐创作者

　　从“维权”到“被维权”

　　版权纠纷不止于舞台演唱，词曲权属侵占、版税拖欠等问题，更让不少原创音乐人陷入维权困境。音乐人吴向飞诉环球音乐案也一度备受瞩目。吴向飞创作的《路一直都在》等11首作品，被环球音乐擅自登记并长期收取版税，而创作者却分文未得。

　　在李荣浩公开控诉单依纯侵权的同时，吴向飞也喊话李荣浩：“最近我发现@李荣浩曾公开演唱我写的《路一直都在》，没有向我取得授权，也没有向我支付任何使用费。李荣浩是不是也应该向我道个歉？”李荣浩后续回应称，该次演唱是十年前的公益慈善演出，未收取任何报酬，符合著作权法合理使用范畴。

　　吴向飞近日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跟李荣浩并无私交，当时看到李荣浩的微博，第一反应是对方维权的行为是正确的，李荣浩与单依纯版权争议的核心矛盾在于歌手对版权使用的漠视与认知偏差。

　　连带发现自己作品曾被李荣浩未经授权公开演唱，吴向飞说：“作为创作者同时也是歌手，在演唱别人的歌时，是否绷紧了版权这根弦。李荣浩从作者的角度去维权，非常正确，同时从歌手的角度来看，是否也很严谨地在唱别人的歌。我认为这是两件事情。”吴向飞说。

　　李荣浩对此的回应是，要求吴向飞拿出证据：“我若有错，我绝对不含糊与您道歉，赔偿认罪伏法。您若有错，我也会公布审判结果，请万千网友督促我，务必第一时间公布，不要让任何一个坏人尝到甜头。”

　　吴向飞于4月15日通过微博发表关于李荣浩公开表演《路一直都在》情况说明，表示法律明确了无须作者授权的前提，必须满足“不以营利为目的”，但法律实践中：公益活动不等于没有营利。所谓公益活动可以未经许可表演他人已发表作品，不具有法律依据。不卖票也不等于可以未经许可使用他人音乐作品。“从已掌握的多份证据看，2013年《行走的力量》音乐分享会属于商业活动，不符合‘未经许可就能使用他人音乐作品’的法律规定。”

　　韬安律所高成律师就此解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第九项规定，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该表演未向公众收取费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且不以营利为目的，属于合理使用，无需取得著作权人许可，也无需支付报酬。该条款的立法本意在于鼓励非营利性的现场公益文化活动。

　　如果李荣浩当年公开演出该歌曲确有其事，且符合公益演出免责的三个条件，则构成著作权法下的合理使用，无需取得词曲权利人授权；若不满足，则可能构成侵权。高律师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不仅在于保护专有权利，还包括鼓励作品的传播等。在合理使用情形下，行为人依法应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问题核心

　　抱有侥幸心理

　　“先使用、后补手续”

　　从李荣浩维权到“被维权”的争议，恰恰暴露了流行音乐领域对版权规则认知的不统一，这背后是整个行业长期以来对版权合规的漠视。

　　在业内人士看来，问题的核心并非“无法可依”，而是“有规难行”。音著协等集体管理组织的存在，本意是降低授权成本、提升使用效率。但在实际操作中，一些从业者将其理解为“全权授权方”，忽视了词曲作者仍拥有关键决策权。尤其在商业演出、改编使用等场景中，是否需要取得原作者单独许可，往往成为争议焦点。《李白》事件中，单依纯此前曾在音综中演唱《李白》并获得过综艺使用授权，但“节目可用”并不意味着“巡演可用”。

　　从事演出企划工作的王岳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流行音乐领域，“翻唱”较为普遍。一些从业者以“轻度改编”为由规避授权，或抱有“先使用、后补手续”的侥幸心理，这就使得侵权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被“常态化”。部分演出市场更注重现场效果与流量转化，对版权合规投入不足，在这一背景下，版权往往被视为“成本项”而非“基础规则”。

　　高成律师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分析，《李白》版权纷争，折射出行业痛点，从法律视角来看，核心成因在于权利状态的碎片化与获权链路的断层，以及行业法律意识的薄弱。

　　首先是权利主体分散，音乐的著作权可以说是所有作品类型当中最复杂的。一首歌曲的权利可能由词曲作者自行持有、授权给版权代理公司、唱片公司，或交由音著协等集体管理组织管理。这种状态导致使用者在“找对人”这一步就充满障碍。其次是合规意识的薄弱与行业惯性。实践中，很多演唱会筹备周期紧，主办方往往抱着“先上车后补票”的心态，跳过了“确认权利归属——明确授权类型——签订合同支付报酬”的合规流程，轻视了未经许可进行演唱可能带来的法律责任和舆情风险。

　　高成律师认为，单依纯在致歉中提到“巡演的曲目版权审核、授权申请等工作，均由主办公司全权负责”，这个说法符合《著作权法（2020修正）》第三十八条规定。单依纯在声明中承认了“监督疏忽”，这意味着艺人未能尽到审慎核查授权文件的义务，存在一定过失，但不改变主办方承担主要侵权责任的法律定性。“当然，最终责任的实际承担主体，也需要看演唱者和主办方、承办方等组织者之间是否专门约定具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承担方式。实践中，艺人的经纪公司、工作室等，也可能同时具有主办方或承办方的角色，因此也可能承担相应责任。”

　　环境改善

　　原创者维权意识提升

　　通过公开渠道表达诉求

　　尽管问题存在，但业内普遍认为，流行音乐版权环境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法律体系持续完善，对侵权行为的界定更为清晰，处罚力度逐步加大；另一方面，原创音乐人维权意识明显提升，越来越多人选择通过公开渠道表达诉求，例如歌手卢庚戌曾多次公开反映，其创作的歌曲在部分商业演出及线上直播中未经授权被使用，并通过法律与公开发声方式追讨版权费用。他同时表示，将部分维权所得用于公益，以推动行业对版权问题的重视。《李白》事件中，李荣浩直接公开证据、明确表态，也被视作是一种更具公共性的权利主张行为。

　　公开资料显示，2021年开始，音乐人吴向飞开始了与环球音乐的长期版权战。截至2023年10月，其提起的五起著作权侵权诉讼一审全部胜诉。

　　2024年，吴向飞起诉相关平台公司侵权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终审裁定两个平台侵权。同年，吴向飞诉环球音乐公司、网易云音乐等平台侵权案，法院终审裁定环球音乐公司及音乐平台侵权。环球案终审宣判后，吴向飞通过法律途径正式明确了包括《路一直都在》在内的歌词著作权，权利人是自己，并非版权公司。

　　“每一次维权案例的推进，都在为整个行业的版权规范积累经验，都在为后来的创作者铺路。只有让侵权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才能形成有效威慑，让更多人重视版权、敬畏规则。”吴向飞也说，近些年版权保护环境在逐年改善，“音乐使用者的付费意识不断提高，音乐平台也通过诉讼了解到版权公司存在的问题，清楚了音乐平台需要承担的责任。从这一点来说，诉讼有它积极的一面。但在合法使用音乐作品的过程中，当下非常需要监管部门介入。”

　　吴向飞认为目前演出审批与版权监管尚未形成有效联动，对于有过侵权记录的演出承办方，缺乏相应的惩戒机制。他建议文化演出审批部门应建立“侵权及演出申报”联动机制。

　　高成律师针对商业演出主办方在策划演出、邀请艺人演唱他人作品时，应如何避免侵权也给出了建议：提高版权合规的法律意识，将版权获权作为演出筹备的核心环节。首先准确定位权利人，可联系作者、版权代理公司或音著协，核实权利链条和可授权范围；其次根据使用场景（线下、线上、是否改编等）精确获取对应权利（表演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改编权等），并完成合同签署与付费。

　　对于艺人而言，在参与商业性演出前，应要求主办方出示并严格审核表演歌曲的授权文件，在未获得授权或授权不清晰的情况下，谨慎演唱相关歌曲，避免因主办方的疏忽导致自身声誉受损。

　　文/记者 寿鹏寰

　　统筹/满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