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王丰龙：规模重要还是体验重要？“好城市”不一定是超大特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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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力歌先生》谁让你快乐

　　潘卡

　　一档音乐综艺收官一个多月了，站内外“呼唤第二季”的声量不降反升。线下巡演广州场、沈阳场预售几分钟全部售罄，社交平台上到处是抢不到票的哀嚎。

　　这档让观众追着买票、追着催更的节目，叫《魔力歌先生》（以下简称“魔力歌”）。

　　如果你在2026年春天打开过它，大概还记得这个“震荡眼球”的画面——台上三个东北大汉摇头晃脑地唱着“扛扛扛扛扛过枪，放放放过羊”，台下的“评委”们非但没有皱眉，反而集体蹦迪，大张伟甚至跑到舞台下面跟着扭。弹幕飘过最多的两个字是：“上头”。在一众拼高音、拼编曲、拼小众品位的音综里，为什么是这档把“洗脑神曲”打在公屏上的音综破了圈？

　　总导演贺世攀说过一句话，或许就是答案——“音乐的本质是情绪表达和快乐传递，不应该只有专业的圈层能欣赏”。听起来朴素，但在整个行业都在教观众“什么是好音乐”的时候，它选择了问观众“什么让你快乐”，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一种突破。

　　从“谁唱得好”到“谁让我快乐”音综评价体系的一次松绑

　　过去十年，音乐综艺在中国经历了从大众狂欢到圈层割据的完整周期。《歌手》把竞技推到了极致，《乐队的夏天》让独立音乐破圈，《中国新说唱》炒热了说唱文化。这些节目无一例外地在做同一件事：教育观众什么是“好音乐”。在这个过程中，一套隐性的审美等级秩序逐渐成型——能飙高音是高级的，能唱冷门是高级的，懂得花式改编的是高级的……

　　但“魔力歌”选择了一条相反的路。

　　它不问你唱得多高、转了多少个音，而是问：你唱完以后，我是不是想跟着动？“着魔团”的拍灯逻辑，与其说是评判，不如说是“身体投票”。大张伟会因为一首歌让他想喝啤酒配鸭脖而拍灯，龚琳娜会因为心跳加速而尖叫，吉克隽逸会因为看得太投入而忘记拍灯——这种“不专业”恰恰是节目刻意为之的设计。

　　节目监制赵婧这样理解这件事：“音乐本身就是大众与生俱来的情绪表达载体，曲高和寡的小众品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节目不是在审美降级，而是让音乐从需要鉴赏的艺术品重新回归到普通人的生活乐趣。

　　这种回归带来的效果立竿见影。节目播出后，社交媒体上最常出现的一类评论是：“这节目治好了我的听歌羞耻。”所谓“听歌羞耻”，指的是很多人手机里有两份歌单——一份用来展示品位，一份偷偷自己听。“魔力歌”做的事情，就是把后一份歌单放到了聚光灯下，然后告诉所有人：喜欢这些歌，不丢人。

　　这种“不丢人”不只是节目给的一句安慰，它背后确实有生理层面的依据。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看，这类结构简单明快、副歌高频重复的歌曲，能精准地击中大脑的“愉悦中枢”。大张伟在节目里说过一句大实话：“让你禁不住地喜欢。”这就是“魔力歌”的运作原理——它绕过了你的审美判断系统，直接跟你的身体对话。

　　那些被算法选中的人终于等来了属于他们的追光灯

　　如果你仔细看“魔力歌”的选手名单，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这里面很多人，你已经“听”过他们很久了，但从来没有“见”过他们。

　　付豪就是典型的例子。他的《他真的对你好吗》是短视频平台的超级BGM，被无数情感类内容反复使用，但你走在街上，没人能认出他就是那个声音的主人。“魔力歌”之前，付豪最大的骄傲不是数据，而是线下开演唱会时，“有这么多朋友愿意来听我唱歌”。

　　金润吉的故事更耐人寻味。他曾经是阿里郎组合的主唱，拿过《中国好声音》庾澄庆组的冠军，在华语乐坛的唱片时代和短视频时代都留下过自己的印记。这样的资历坐镇“着魔团”都够了。但他选择以选手身份参赛，理由很简单：他需要拿出更多原创作品，让观众重新认识自己。

　　还有邓典，2018年在《明日之子2》被华晨宇评价“唱功教科书级别但没感情”，七年后再站上舞台，他对音乐的理解也变了：“唱功和情感相辅相成，别过分关注音乐之外的事情。”范泰西，一个尼日利亚人，因为在长沙街头唱《我们不一样》走红。但他承认，一年只有10到20场商演，“目前的收益不能支撑我安心做音乐”。亚森，从新疆草原到上海舞台，从酒吧驻唱到音乐剧演员再到魔力先生，他最享受的是“站在舞台上的每一刻”。

　　这些人的共同点是什么？他们都有实力，都有作品，都有被算法验证过的受众基础，但在传统的音乐综艺体系里，他们处于一个尴尬的中间地带——不够“素人”，也不够“明星”；不够“高级”，也不够“另类”。他们是短视频时代批量生产出来的“熟悉的声音，陌生的面孔”。

　　但他们也都有自己做音乐的坚持。付豪说，他不会为了流量去做特定的音乐，但也“不会抵触市场喜欢听的流行情歌这种标签”。杨润泽说，他要“跟上传播规律，但不让算法操控创作”。范泰西说，“网红歌手并不影响你成为一个实力唱将”。这些表述背后，是一群在流量与生存之间认真寻找平衡点的人。

　　“魔力歌”做了一件看似简单、实际上需要巨大勇气的事：给他们一个专业的、全开麦的、能面对真实观众的舞台，让他们不只是“被看见”，更有机会证明“网红”和“实力派”可以是一个人的两面。歌手满江曾讲过一个细节：导演组对魔力先生的甄选长达一年，在全国进行招募，每一首歌的聆听、每一次试音、每一轮录像，导演组核心成员全部到场。这种认真，在追求“快进快出”的综艺行业，本身就是一种奢侈。

　　魔丸打架，名场面在这档节目里成了“日用品”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魔力歌”的舞台观感，最贴切的可能是——“野生”。

　　这不是一个精致到每一帧都像MV的节目。恰恰相反，它刻意保留了大量的“不完美”：选手会在备采间里耿直地说“你说，老妹”；换衣服的时候服装老师会笑到倒地；纪海星会在台上讲自己差点掉进粪坑的故事；哈哈曹能把韩磊的《等待》唱成脱口秀，间奏还来一段“感谢致辞”。

　　但这些“不完美”恰恰构成了节目最珍贵的质感——活人感。

　　我们再来看看几个名场面是怎么诞生的。曾一鸣，2013年《中国最强音》的冠军，曾经让罗大佑和章子怡为他吵架、让陈奕迅再也不当音乐综艺评委的“孤狼”，在“魔力歌”里跳舞了，网友评论“年纪大了慈眉善目，队友想怎么练唱跳都配合”；邓典在李维嘉要求下，咬牙切齿地完成了一个鬼畜级别的表情；平安，那个唱《我爱你中国》的歌手，在节目里摇起了花手；白凯南一本正经地唱《大貔貅》，把张宇吓得夹着本子遁走……这些人有故事、有表达能力、不怕出糗。把他们放在一起，不设置太多条条框框，名场面就自己长出来。

　　被顺其自然的记录下来的，还有这些歌手之间的兄弟情。满江在讲述初舞台录制的场景时说，70多组魔力先生在三天三夜里一组一组上台，他在台下“疯狂地听到了所有歌，看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几乎都不认识、叫不上名字的人”。三天三夜之后，他的嗓子不是唱劈的，而是“为这些伙伴鼓掌呐喊”喊劈的。比赛的后台，他们还相互指导、跨组帮忙，哈哈曹被赵骏手把手教拿麦的姿势，曾一鸣帮其他组抠细节。到了总决赛，被淘汰的选手都回来了，台上台下一起流泪。庆功宴上，所有人又哭又笑。

　　这大概就是节目最核心的“魔力”——它让一群本可能互相视为竞争对手的人，跨组互助、倾囊相授、赛前互相鼓励、赛后约定“常联系”，变成了一个彼此托举的共同体。

　　一档音综从“节目”变成了“事件”

　　“魔力歌”第一季在5月中旬收官。但节目真正的续篇，不是在腾讯视频的播放列表里，而是在线下演出的抢票页面上。

　　第一季收官后，“魔力歌”开启线下巡演，广州、沈阳两场演出票，几分钟内全部售罄。对于一个第一季刚刚结束的全新音乐综艺品牌来说，这个成绩足以让整个行业重新审视“音综变现”这件事。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全民参与感不只体现在买票上。贺世攀提到，观众会“自发组建‘魔力歌’追更群，编排魔力舞蹈，为节目推人推歌”。节目收官后，站内外的“呼唤第二季”声量没有消退，反而愈演愈烈。

　　这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当一档音乐综艺真正触达了大众的情绪需求，观众就不再是被动的接收者，而是主动的共建者。他们不是在“追”一档节目，而是在“参与”一个文化事件。这种“自传播”的背后，是节目精准地切中了当下社会的某种集体情绪——在压力越来越大的日常里，人们需要一种没有门槛的、不被审视的、可以全家一起参与的快乐。

　　其实我们一直都知道，在这个被算法、流量、KPI精密计算的时代，一群人愿意为了“让大家开心”这件事认认真真地疯一把——这本身就足够有魔力，也足够动人。

经历生死不辱使命 泉州警察讲述惊心动魄的维和故事

原标题：经历生死不辱使命 泉州警察讲述惊心动魄的维和故事

道路崎岖陷入泥潭、环山险道刹车不灵、两次身染致命疾病、枪声不断生死难料、思念家人只报平安……

林金龙（靠左边的警察）看望孤儿院的儿童

泉州网7月18日讯（记者 陈灵 通讯员 李肇兴 （受访者供图））道路崎岖陷入泥潭、环山险道刹车不灵、两次身染致命疾病、枪声不断生死难料、思念家人只报平安……2002年以来，泉州共有5位民警先后前往苏丹、东帝汶等地参与维和工作。在当地动荡不安的局势下，面对艰苦的恶劣环境，他们顶着高危勤务的心理压力，承受着生死洗礼的严峻考验，圆满完成各项维和任务，令人肃然起敬。近日，记者采访了其中3位维和警察，听他们讲述不惧生死、惊心动魄的维和故事。

没有电和自来水 新鲜蔬菜很少见

2002年，27岁的泉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现为泉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民警张伟勇经过层层筛选，于当年10月至2003年12月，成为公安部第6批赴东帝汶的一名维和警察。2006年5月至2007年6月，他又被派驻苏丹执行联合国维和警察任务。他是我省首位两次代表中国赴海外维和的警察。在维和任务区，他和同事租住的是当地的土坯房，屋顶是铁皮做的，没有电和自来水，想要喝水必须到5公里外的军营去取，且每人限量供应，勉强够三餐之用。由于交通不便，当地物资短缺，市场上也很难买到新鲜蔬菜，每星期只能吃两三次且数量非常少，“西红柿只有鸡蛋那么大。”

“虽然有心理准备，但刚踏上东帝汶的土地时，心理仍然受到很大的冲击。”2011年5月，晋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民警林金龙和泉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民警李剑伟，作为中国第16支赴东帝汶维和警队的队员，开启他们1年多的维和之旅。回忆起初到任务区的情形，林金龙苦笑道，“到包考后，一下车，四周一片漆黑，什么都没有。”距离张伟勇结束任务离开东帝汶已过去7年多，那里的环境并未改善多少，“刚到达的两三天没地方住，只能暂住在其他国家的维和警察处，找到租住地再搬走。没有自来水，只能购买大瓶矿泉水当作饮用水。”分配到其他任务区的李剑伟亦面临相似的环境，“当地的生猪养不大，因为没东西可吃。”

李剑伟执行任务时烧火做饭

骚乱现场传枪声 露宿区旁有地雷

2011年8月的一天夜里，已过零点，温度仍在35℃左右。李剑伟所处的巡警队接到信息称有人在街上打架斗殴，他和队员们没来得及穿戴装备就出发了，“维和警察必须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没想到一下车，眼前黑压压全是人，原来，这场“打架”其实是上百人的大规模骚乱。骚乱分子有的持砍刀，有的扔石块，有的放火烧汽车，就连巡警队车辆的车窗也被砸破，不时还响起几声枪声。“先前培训时，再怎么演练，危险都是可控的。一旦到那样的现场，子弹不知从哪儿打来，生死只是一瞬间的事，现在回想起来都后怕……”任务在身，李剑伟顾不上受伤的危险，与队员对现场进行控制，并及时呼叫增援，调派防暴、消防等部门，最终平息了这场骚乱。

除了骚乱，维和警察们平时遇到最多的难题要属恶劣的路况。“尤其到雨季，道路泥泞不堪。”张伟勇在苏丹，有一次和同事外出执行任务时正下大雨，100多公里的路程开了10多个小时。车胎陷入泥潭打滑，他们用钢绳绑树上牵引，开足马力，钢绳断裂，车子都上不来。众人推车，泥陷到大腿处。还未到目的地时天色已黑，为安全起见，他们在路边安营扎寨就地露宿，而一旁就是布满地雷的雷区。每次外出，都必须按照规定的路线行走。

“深夜12点多，车子突然慢慢停下来，开车的同事脸色发青，结结巴巴地说‘刹车失灵了’。”一天傍晚，李剑伟和两名同事从东帝汶首都返回阿伊纳罗，道路泥泞，云雾缭绕，能见度极低，一侧山壁一侧悬崖，3人轮流驾驶。“刹车失灵后，无线电和手机都没信号，叫不到救援，考虑到该地段不适宜过夜，我们决定冒险开回来，我全程一二档切换，用发动机制动控制车速，贴着山壁慢慢开……”回到当地警局已是凌晨3点多。

两次染上登革热 只报平安与家人

威胁维和警察安全的，还有疾病。“登革热一共有4种，没想到，我一个人就得过两种。”2011年7月，抵达东帝汶一个多月的林金龙就因蚊子叮咬而染上了登革热。“先发烧，后来全身痛，吃不下东西。”因当地没有医院，他只能去小诊所看病并靠国内寄药治疗，过了7天终于好转。始料未及的是，7个月后，由于连日的奔波劳顿，他再次染上登革热。“大家都很担心，因为很少有人会得两次。”凭借良好的体格和顽强的意志，他奇迹般地挺了过来。

林金龙赴东帝汶时，女儿刚出生不久，妻子和女儿是他战胜疾病的精神支柱。在任务区，卫星电话仅供紧急情况使用，国际长途资费昂贵且信号不好，他们与家人的联络方式只有短信。“每天都会发一条报个平安。生病的事，也是快好的时候才和他们说。”

张伟勇与当地孩子合影

张伟勇初赴东帝汶时刚结婚不久。李剑伟出发时妻子已有身孕，离开家门那一刻强忍泪水，不敢回头看一眼。对家人的思念如影随形，怕家人担心，他们的短信内容总是“报好不报坏”。

扶残助困送温暖 异国他乡献爱心

在当地，维和警察们亦保护弱势群众、帮助当地村民。如作为组织委员的李剑伟和警队不定期到孤儿院和残障人救助中心开展送温暖活动，积极响应警队长倡议，发动全体队员捐款，为当地孤儿院捐建两间教室。不仅如此，他们还与当地联系共建学校，资助困难学生，提议为偏远山村铺设饮水工程。

他们说，在异国他乡，家国情怀会更浓烈，更能感受和平的不易，对警察维护社会稳定、保护百姓安全的责任也有了更深的理解。当问及再度接到维和任务是否会去时，已两次执行维和任务的张伟勇毫不犹豫地答道：“会。”

责任编辑：林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