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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海外传播怎样入脑入心

　　国产电影《棒！少年》在海外受到欢迎。出品方供图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的持续增强、文化传播理念的创新发展，许多优秀中国电影走出国门，不仅在以票房为代表的即时影响力方面有突出表现，同时在以精神文化价值为代表的长效影响力方面也发挥着持续而深远的作用。

　　近期，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主持并实施的《中国电影国际传播长效影响力研究——2022 年度中国电影国际传播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京发布。调研团队利用世界影视行业普遍认可、基于数百万用户观看、搜索和互动行为组成复合型指标的IMDbPro平台的数据，进行了一系列科学细致的挖掘、分析，将海外观众在近10年里关注、记忆的中国电影“打捞”上岸，发布了国际传播长效影响力排名前50的中国电影片单。其中既有主旋律电影，也有艺术电影，还有商业大片；既有经典之作，也有国内观众不太熟悉的作品，为当今中国电影高质量海外传播带来启示。

　　聚焦全人类共同价值

　　《报告》显示，长效影响力排名前50的榜单中，不少影片聚焦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等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了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的差异。例如影片《棒！少年》在IMDbPro平台上的数据非常亮眼。为什么这部2020年诞生的体育纪录片没有大投入、大明星，却能获得海外观众认可？事实上，很多中国观众并不知道中国也有这样的少年棒球队，不少人甚至觉得棒球运动是小众的，对其知之甚少。但这项运动在美国却十分普及，这部影片得到拥有百年历史的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宣推助力，让它走进了很多海外观众的视野。影片讲述少年们因棒球而重拾爱与尊严的故事，在师生关系表达、努力改变个人命运等方面，与《放牛班的春天》《死亡诗社》等世界电影名作异曲同工，但其讲述的又是中国人自己的棒球故事——既是体育的故事，也是扶贫先扶志的故事。影片中的孩子们虽然最终比赛失利，却赢得全球观众的真诚喝彩。

　　长效影响力显著的中国电影着重以剧情变化或者角色性格发展来推进故事。如中国功夫片、武侠片闻名世界，《卧虎藏龙》《英雄》《叶问》等拥有长效影响力的此类型影片比较顺利地打入海外市场，但持久打动人心、成为记忆锚点的并非“拳头”，而是快意恩仇、重义轻利的侠义精神。《报告》认为，从内容制作方面看，中国电影应在武侠片、功夫片等类型之外，积极创作反映当代现实生活的影片，努力提升叙事水准，使中国电影海外传播的路径由较为依赖动作等外在形式，转变为更看重共情共鸣等内在形式。

　　积极回应海外关切

　　《报告》显示，国际传播长效影响力排名前50的中国电影中，影视改编作品共计23部，占比高达46％，其中话剧改编作品2部，文学改编作品21部。这些电影的海外传播不仅得益于原作的过硬品质与改编的精妙，小说的海外传播佳绩也会反哺电影作品。例如电影《我叫刘跃进》改编自刘震云同名小说，在海外，这篇小说的译本数量与评论数量在刘震云作品中名列前茅，不少国外读者认为其叙事方式很容易接受。在IMDbPro平台上，2008年面世的电影《我叫刘跃进》，从2012年5月至今热度值表现较好，这意味着近10年来一直有海外观众关注这部影片。近年来，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势头正劲，“扬帆计划·中国文学海外译介”“丝路书香出版工程”等项目的实施，对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对业已“走出去”的文学等内容进行培育、衍生、开发，是中国电影海外传播不容忽视的重要途径。

　　这种“借力打力”不止表现在文艺门类之间的双向赋能，同样也有电影类型元素选择上的考量。《报告》显示，在国内类型电影创作中尚未得到充分重视的传记片应该成为中国电影国际传播的重要抓手。在国际传播长效影响力前50名的中国电影中，《叶问》《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包含传记因素的影片所反映的人物都是海外关注的对象。向世界弘扬中国咏春拳的叶问，作为李小龙的师父，是世界认知中国武术的代表性人物，影片《叶问》有力地激发了海外对中国武术的遐想。近10年来，不断有海外观众于IMDbPro平台对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相关素材进行搜索、浏览和互动。事实上，几十年来，海外不断有质疑雷锋这一人物是否真实存在的声音，而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恰恰不是以英模本身为主角做全景展现，而是以雷锋的战友乔安山“无心之过又错比天大”的事件，引出乔安山对“别人不信，我不能不信！别人不学，我不能不学”信念的坚守，增进了海外对雷锋其人其事的了解。还有聚焦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后的《横空出世》、表现解放战争的《大决战3：平津战役》等，都对中国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了影视化表现，受到海外观众的持续关注。

　　《报告》认为，文艺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相互了解和沟通的最好方式。电影作为广受各国人民喜爱的文艺形式，常被誉为国家名片、“铁盒子里的大使”。中国电影应当用文艺的形式对海外关注的人、事、物积极回应，这也是考验中国电影人能力、智慧与水平的关键所在。

　　情绪表达凝练克制

　　调研发现，一些以“甜”“虐”“燃”“爽”等情绪标签标榜的影片，尽管在国内市场取得了较好表现，但国际传播长效影响力表现并不理想，甚至出现了上映后口碑与热度的断崖式下跌。而入选国际传播长效影响力前50名的中国电影，在情绪的表达方面大都凝练克制：《地久天长》沉稳舒缓地呈现两个家庭背负的重担与忍让之心；《卧虎藏龙》中李慕白的爱也是隐忍克制的，影片构筑的江湖中，更重要的不是刀光剑影，而是深藏于心的人情世故。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黄会林认为，这些作品“包含着内容的充实与丰富，也包含着形式的鲜明与通达，二者通过整合形成内在的关联，从而以真实的生命表现引发接受者的感动”。

　　滥用煽情、过度娱乐等必然会伤害角色性格的丰富度、细节的真实感以及叙事逻辑的合理性，在无形中形成对“真情”的稀释。感情的引发不仅与感觉相关，也取决于不同思想和价值判断的方式。环顾世界电影，《一次别离》《小鞋子》等影片无不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获得“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效果。各国电影的做法、经验，也为中国电影海外传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带来启示。

　　在衡量影视作品影响力的外部指标中，即时影响力反映的是该作品入耳、入眼的过程，长效影响力反映的则是入脑、入心的过程。中国电影不仅要“走出去”，还要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与海外观众达到长久的心灵契合，带来深邃的思想启发，助力中国电影更好地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许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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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乐同构：当代中国民族音乐创作的新维度

　　■滕晓鹏

　　古诗词与中国民族音乐，堪称中华文明长河中辉映千年的艺术双璧。诗词以言志传情为魂，尽显汉语声韵之美；民乐以丝竹金石为体，凝结着东方独有的审美记忆。中国民族音乐欲屹立于世界音乐之林，必须深植于中华文化本源，激活传统艺术基因，并以现代创新重构属于中国的音乐新范式。古诗词除意境深远外，其固有的平仄抑扬与格律节奏，恰与民乐讲究气韵生动的形式审美形成深层契合。

　　当前，“诗乐同构”已成为当代中国民族音乐整体性创新的重要路径。从上海民族乐团以“溯源一体”理念打造的《诗的中国》，到中央音乐学院取材《诗经》创作的《风·雅·颂》；从中央民族乐团将岁时节日转化为声音叙事的《天地永乐·中国节》，到浙陕两地联手、以城市美学对应唐宋气象的《唐诗·宋词两座城》。这些作品题材各异，却共同昭示了一种全新的创作维度：对传统文化的发掘已突破浅表，步入深度再造的层面。此类演出之所以打动人心，核心在于依托生成音乐新结构、塑造人格化新声音、建构舞台新空间三大手段，达成了艺术生产的质的飞跃。

　　溯源一体：生成音乐作品新结构

　　中国古诗词与民族音乐同源共生。《礼记·乐记》所载的“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清晰道出了先秦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艺术形态。然而，随着历史演变，诗乐逐渐分离，“徒诗”成为主流，古乐谱系大多失传。这种分离导致了一种长期存在的创作惯性：音乐与诗词处于主次分明的异位状态，音乐往往沦为诗词的附属背景，或是诗词成为乐曲的空洞标题。当代创新首先要重建诗乐一体的本体关系，把长期背离的诗乐有机融合，实现从异位到同构的回归。

　　今年在第41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演出的上海民族乐团《诗的中国》，诗与乐深度融合，不但体现了“溯源同构”的理念，而且在融合中生成了一种新的音乐结构。回归“诗乐一体”的本源，跳脱了单一诗人或单一朝代的视域局限，通过集句成篇的手法，将《诗经》的朴拙、《楚辞》的瑰奇、唐诗的雄浑编织成一个跨越时空的对话场域。这种结构本身就彰显出中华文脉是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涌动着蓬勃的艺术生命力。“新结构”更深刻地延伸至声音生成的层面，作曲家精研汉语音韵，力求旋律线条严格遵循四声起伏，使乐句的呼吸与诗词吟诵的气口完美咬合。为了丰富声韵表达的多维层次，乐章开篇引入童声对“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吟唱，以返璞归真的音色，完成了对古代吟诵传统一次极具匠心的现代转译。

　　机缘同生：器乐人格化与诵读情感化

　　关注声音的微观叙事与人格化塑造，已成为当代民族音乐破局创新的核心方式。乐器超越了单纯的发声功能，作为独立的言说主体，在民乐长期的社会化演进中被赋予了明确的叙事指向，能够精准锚定特定的时空坐标与人物心境。

　　当代创作亟须深化这种器乐的人格魅力。《诗的中国》便以此为支点，通过器乐的拟人化立象与人声诵读的情感化传神，双轨并进，合力推动了古诗词音乐从“朗读”向“吟咏”的审美范式转型。古诗词的平仄、对仗、押韵等格律要素，本质上是古人情感波动的声音密码。表演摒弃了字正腔圆的播音腔，追求一种基于理解和共情的声音情感化表达，在《将进酒》的演绎中，男声独唱以一种近乎嘶吼又带着戏谑的语态，将李白式的狂放不羁注入现代声腔；而在表现王维禅意诗境时，气声与实声的交替转换，营造出一种“蝉噪林逾静”的听觉空间。

　　《唐诗·宋词两座城》中，打击乐化身威严史官，击节以记盛世；琵琶化作霓裳舞姬，轮指尽显“大珠小珠落玉盘”之灵；箫笛仿若文人墨客，低吟出故人惜别之婉。诵读者以情赋声，引领乐音穿梭古今。演奏者以人格化的国际语汇，让长安的万国来朝与杭州的烟雨潮涌在音符间复活，深融唐宋文脉与当代审美，奏响了中国文化的温润强音。

　　多维度的声音编织构建起一个立体的情感场域，童声代表文化的原初记忆，成人合唱象征历史的厚重积淀，器乐独奏彰显个体的精神独白，诗词朗诵确立文本的理性坐标。各种声音形态不再各自为政，而是在“机缘同生”的理念下，共同完成了对一首诗和一段乐的精神解读。

　　身韵立境：从听觉艺术到空间体验

　　传统的古诗词和民乐，侧重于“听”的单向维度，舞台上的演奏者如同乐谱的精密执行者，与观众保持着一种审慎的距离感。而新的探索是打通听觉与视觉、身体与意象的界限，将音乐会转化为时空一体的具身审美经验。

　　“身韵立境”要求演奏者的身体成为音乐的重要部分。二胡演奏者运弓时的身体弧度、琵琶演奏者轮指时腕部的流动、古筝演奏者拨弦时的重心起伏，这些原本属于演奏技巧的身体动作，被有意识地转化为可视的舞蹈语言。当演奏者的肢体韵律与诗词的节奏同频共振时，舞台呈现便获得了双重审美维度：观众既能“听”到诗的意境，也能“看”到乐的流动。

　　身韵美学成为建构舞台新空间的核心元素。《诗的中国》“空山月明”篇章，舞台灯光随诗意变化，从冷色调的幽蓝渐变为暖色调的金黄，与乐器音色形成通感对应；在表现边塞诗风的段落，多媒体投影将苍茫的大漠、呼啸的北风视觉化，使文字的视觉张力与音乐的听觉冲击力相互激荡。这些核心意象的生成，皆源于表演者身韵之中所蕴含的勃发生命力。

　　新舞台空间的建构是一场突破性的审美层级的跃升。中央民族乐团的《天地永乐·中国节》借由多媒体技术与声场设计，将抽象的二十四节气时间流转，解构并重组为可触可感的沉浸式通感空间。舞台利用光影变幻与环幕投影，将“清明雨丝”“中秋皓月”“除夕飞雪”等自然意象具象化。演奏家不再是乐池中孤立的表演者，而是化身为山水画卷中的一部分，深度融入舞台景观，使观众在生理的震撼与心理的触动中，捕捉到节日的炽热律动，打破了物理剧场的第四堵墙，抵达了“诗中有画，画中有乐”的东方美学意境。

　　观众由此完成了身份的根本转变：从单纯的听曲者升维为文化精神的亲历者。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仅获得了感官的愉悦，更在生理的共鸣与心理的浸润中，实现了“悦耳、悦心、悦志”的三重境界升华。

　　随着《诗的中国》《唐诗·宋词两座城》《天地永乐·中国节》等一批作品相继登台，创作者已突破西方音乐范式的限制，回归汉语声韵与音乐本体表达的现场；同时超越了单一的“博物馆式”的传统复现创作，而是植入到当代大众的情感体验中，让历史文化资源真正参与现代人的精神建构。空间建构破圈，打破了听觉艺术的单向度隔离，听觉审美转向视听一体、身韵同构的剧场体验，实现了从技术展示到文化叙事的历史跨越。古人的诗意与今人的乐思在此刻交汇，共同编织中华文明的当代艺术精神图谱。（作者单位：上海戏剧学院）

　　《解放日报》（2026-07-07 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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