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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得起的学补不起的课 校外补课为何“热度”不减？

原标题：上得起的学补不起的课 校外补课为何“热度”不减？

中小学校外补课现象早已是社会关注的话题，尤其是个别教师为了经济利益，无底线补课，更让广大学生和家长十分反感。连日来，记者对此进行了走访调查。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如今，中小学生补习现象普遍，家长因为补课费用负担苦不堪言，接送孩子还要耗费大量时间；孩子也因为补课增加压力，缺少运动，导致身体健康受影响，有的甚至因压力大出现心理问题。中小学校外补课现象早已是社会关注的话题，尤其是个别教师为了经济利益，无底线补课，更让广大学生和家长十分反感。连日来，记者对此进行了走访调查。

走访

中小学补课现象普遍

老师通过各种手段诱导学生在自己家里补课；“提前学”“超纲学”诱使“不甘落后”的学生不得不补课；老师和校外培训机构合作，介绍学生去补课；甚至有个别老师上课不讲透，故意等补课时再讲解……记者走访发现，校外补课成为学生和家长绕不开的话题和难以卸下的重负。

发信息打电话 诱导学生补课

市民李莹的女儿在市区某小学就读四年级，今年2月，她接到了女儿班级语文老师的一条短信，短信内介绍了某种作文培训班的特点，并附有课程设置以及授课老师详细介绍。“意思是推荐我女儿参加这个培训班，每次课100元。”李莹表示，她事后得知，女儿班里有六七名同学的家长接到类似短信。

市民张天庆的女儿在市区某中学就读，开学后没有多久，他就接到女儿数学老师的反映，说女儿数学基础不扎实，需要加把劲。连续几次接到投诉后，张先生“开窍”了，将女儿送到了数学老师家里补习。

无独有偶，市民陈若如也有类似的经历。“本学期有数学辅导课，于开学后第一周开班，一学期20节，2000元。有意向的家长请尽快联系。”近日，她向记者出示了儿子任课老师微信里私下发来的补课邀请，地址在老师的家中。对于老师发来这样的“小广告”，她不敢忽视，担心不参加补课，老师对自己的孩子另眼相待，于是回复老师：“我和小朋友商量一下。”谁料，第二天，老师就发来微信称孩子在课堂上不专心听讲，爱和同学讲话，甚至影响其他同学学习。陈若如明白了老师的意图，马上给孩子报了老师的辅导课。她告诉记者：“周六一节课一个半小时，班级有50多个学生，听孩子说目前有32个学生去了。”

据了解，这种居家型补课较为隐蔽，如果无人举报，很难为外界知晓。

提前学超纲学 让学生不得不补课

“学霸想更好就要超前学，普通孩子想争上游就要更努力，学不好的孩子为了不掉队就得补差，这就是现实。”一位教育界人士坦言。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补差只是补习中的一种，而提前学、超纲学则成了一种畸形的教育形态。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不仅课外培训成“第二课堂”，甚至渗透进学校教学评价之中。孩子在市区某小学上四年级的刘女士告诉记者，学校每个单元的数学、英语考试都有附加题，光学课内的根本不够，必须额外学习课外内容，才能取得好成绩。可怕的是，这种超前学、超纲学，在小学阶段只是一个“开始”，到了初中、高中，永远有一群“学霸”在往前冲，带着后面的人你追我赶。

有些家长告诉记者：“有些补习老师会超纲教学，而在应试考试中，这些超纲内容有时却成了制胜法宝，所以，如果我们的孩子不去参加这样的补习班，在一定程度上就落后了。”

与校外培训合作 介绍学生去补课

记者了解到，有些老师并没有居家补课，而是打起“擦边球”，与校外培训机构合作，暗地里介绍学生去补课，或者给校外培训班提供生源。

采访中，大多数家长表示，参加补课也是无奈之举。一方面，“只有学习好才能出人头地”的传统观念，在家长心中和社会上根深蒂固，逼迫家长乃至整个社会投入巨大资源，不顾一切把压力压到孩子身上；另一方面，虽然教育部门一再倡导为孩子减负，但家长担心孩子有了空余时间就会上网玩手机，这样伤害更大，不如送到培训班“有人管起来”。

据调查，目前，初中以前报兴趣班，初中以后报辅导班，已成为一种风气。“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成为一些家长的自我安慰。

上课不讲透彻 有偿补课再讲解

“网上看到反映称，有老师上课不讲重点，留到课后补课再讲，如果真是这样，没有补课的学生就会吃大亏。”采访中，不少家长谈到了类似的担忧。市民李先生表示，有媒体爆料，湖南娄底某县城多名学生家长反映，有传言说学校老师补课才讲重点，不过没任何证据证明老师确实有这样的行为，但如今有学校老师竟然公开在微信群发文称，上课时间不讲重点的理由是没有时间讲，必须靠补课才有时间，才能全面讲解。这样的做法太让人气愤了。

记者了解到，2016年，本社曾经报道《泉州明令禁止补课 个别教师被处理》，文中提到，业内人士郑先生表示，在职教师参与有偿补课，好一点的情况是老师在补课过程中帮孩子补短板，提高成绩；坏的情况就比较极端，如上课不讲全、补课时再详解，补课时泄漏考题等，有违师德。

家长张先生表示：“为人师表者，首先要有德，要讲德。讲课，是职责、是本分、是义务。如果老师真的故意留下重点，等着收钱再讲，就是失职、失德。”

析因

家长盲目跟风 个别老师师德缺失

有着38年教学经验的惠安乡村教师陈惠琼表示，有偿补课，会让教师这个伟大神圣的职业功利化、利益化，失去“传道授业解惑”“教书育人”等最根本的宗旨和职责，沦为一种变相的“市场行为”，并不利于营造尊师重道的社会氛围。

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委员张秀云教授认为，在应试教育情况下，只要有考试这根指挥棒，尤其是“以分为本”的高考指挥棒，补课之风必然愈演愈烈。目前，由“一考定终身”导致的唯“分”论英雄仍然是主导的社会舆论，社会仍在用升学率的高低来评价一所学校的办学质量和教师的教学水平。

补课大军通常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主动坚定者，另一类则是被裹挟前行者，后一类人数更多。很多家长看到别人家的孩子补课就不淡定了，觉得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于是也盲目跟风，加入到补课大军中。

“一部分家长想通过补课让自己孩子成绩提高，另一部分家长看到别人家的孩子补课了，担心自己孩子不补课会落后，还有家长担心自己孩子不找老师补习，会惹老师不高兴等。”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家长的求好心理和盲从心理很大程度上造就了有偿补课的需求市场。

“个别老师追求利益，师德缺失，导致了诱导学生补课的现象”，市民李先生坦言，作为老师，要拒绝有偿补课，严守底线。

专家

部门强化监管 家长理性对待

张秀云表示，要改变这种现状，最根本的还是要扭转舆论导向，要大力推进高考改革，通过正确舆论导向使人们认识到“以分为本”的严重危害，把教师和家长引导到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同时加强学校课后服务，是治理课外补课乱象的一个重要手段，在自愿的前提下坚持“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学校可以多提供一些艺术方面的教育让学生根据兴趣爱好进行选择。

“而从家长角度来说，不能盲目跟风，而应该根据孩子实际情况理性对待，多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多与孩子相处交流。利用难得的假期，带孩子进行体能训练、社会调研、远足旅游，拓展知识面和视野，这也可以让孩子受益终身。”张秀云表示。

业内人士也表示，家长应该理性对待补课这件事，不是说非得补课才能出好成绩。对于孩子来说，过多的补课会造成压力过大，不仅不会补出好成绩，还会引发孩子的厌学情绪，严重影响到孩子的均衡发育和正常成长，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也不利于国家培养高素质人才。

3月8日，全国人大代表、重庆九龙坡区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接受采访时表示，居家补课机构大部分资质不符合要求，培训场所具有极大安全隐患和隐蔽性，难以发现和治理，且从事居家型补课的主要为在职教师，严重违反师德师风要求，必须尽快治理。她建议，联合民政、公安等部门，加大对居家型培训机构的排查清理取缔。

危害

增加家庭负担 加重学生压力

校外补课增加了家长经济负担，减少了亲子交流的时间，也给学生造成了压力，睡眠不足、视力下降等现象大增，更不利于营造尊师重道的社会氛围。

家长：

费钱又费时 引发家庭矛盾

陈凯丽是泉州一家公司的职员，她的大儿子在读初三。为了让孩子冲刺中考，她给孩子报了英语和数学强化班，1小时花费150元—200元不等，这两科的花费每学期就要近万元。除了经济负担，陈女士更是赔上了周末，因为孩子要接送，路上来回至少半小时。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不少家庭孩子一学期的补课费用要几千元甚至上万元，增加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市教育局的一项数据显示，2018年，我市有参与补课的学生，平均每生每周的培训时长约4.44个小时，平均每生每年费用3000多元。

要不要给孩子补习？补习哪种科目？家长之间为此也容易产生矛盾。“为了补课的事情，我和老公吵架好几次。”家住市区的柯晓琳家里并不富裕，她有两个孩子，大儿子在读小学二年级，小女儿刚刚周岁，为了照顾小女儿，她当起了全职太太。她支持孩子学习奥数班，而丈夫则反对低年级学生学习超纲的数学知识，两人多次发生争执。

除了夫妻间的矛盾，因为补习，还会造成家长与孩子之间的矛盾。陈女士的儿子今年读初中，数学、英语和物理的课后辅导都报了，孩子很是排斥，“孩子正处于青春叛逆期，不懂我的苦心，因为补课跟我赌气”。

学生：

时间被挤占 影响身心健康

“我想睡个好觉，自然醒的那种。”张小东今年读初二，和记者交谈中，他透露出一种和年龄不相符的疲倦和迷茫。张小东学习成绩中等，父亲为他找了数学老师补习。“每天晚上回到家都已将近9点半，有时还要做作业，基本要12点才能睡觉。”张先生说，虽然他们租住在学校附近，但每天早上7点左右，他就得把儿子叫起来，吃个早餐再去学校，每天的睡眠时间只有7个小时左右。

除了睡眠不足，长期补课的孩子也因为缺少运动，影响身体健康，有的因为压力大，甚至出现心理问题。市区某中学的肖老师说，现在的学生，出现心理问题的很多，尤其是中学生。他们学校高中部某个班级已经出现过两名学生有被害妄想症，其中一人已经停课去治疗。

泉州心怡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咨询师徐雪娜表示，她每周接待的咨询人数约为20人，其中青少年的咨询量占了三分之二左右，主要问题是升学考试的压力，对中考、高考的焦虑，还有一些是对新学期开学的不适感，以及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孩子不适应造成的亲子关系的紧张或者矛盾。

今年3月21日是世界睡眠日，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6到17周岁的青少年儿童中，超六成睡眠时间不足8小时，课业压力成为影响孩子睡眠的第一因素。

部门

有偿补课违反规定 采取措施严厉查处

市区某中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副校长告诉记者：“不少诱导学生补课是老师个人行为，学校严格按照教育部门的规定办学，不容许开补课班、为民营培训机构招生等违规现象发生。如果有违规现象发生，我个人是支持学生向学校或者媒体投诉。”

对于有偿补课，教育部多次发文禁止。早在2015年11月，泉州市教育局就组织泉州市6.9万名中小学教师签字承诺不有偿补课。

这几年来，我市也查处不少教师参与有偿补课的行为。2017年，惠安三中4名教师在惠安县城一小区的一套房内，给即将升入高三的学生补课，收取16位学生补课费用共计29300元。该补习班于当年7月20日被查处停办，补课费全额退回给学生家长。

2017年8月4日，安溪县教育局联合县公安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对城区两处有偿补课举报点进行查处。调查组在凤城镇天骄幼儿园，当场发现铭选中学教师肖某正在该园三楼教室内，为来自9所不同学校的29名学生，进行初升高衔接物理科补课；另查出铭选中学教师陈某也参与并负责化学科补课。经取证，该补习机构组织者向学生收取1800元、2000元不等的费用。安溪县教育局经研究决定将3名教师调离原工作单位，还提出将根据教育部相关规定，对3名教师涉嫌参与有偿补课的问题作进一步处理。

2018年5月，泉州市纪委驻市教育局纪检组对市直学校一名党员教师有偿补课问题进行诫勉谈话。“有偿补课问题暴露出你在纪律观念和规矩意识方面的不足，利用自身职业特点谋取私利，背离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宗旨。希望你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深刻检讨并吸取教训，坚决抵制有偿补课等违反师德师风的行为。”

泉州市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教育局提醒，教师有偿补课行为违反了《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教育部关于印发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的通知》等相关规定。广大教师务必要吸取教训，引以为戒，不存侥幸心理，自觉抵制有偿补课，用实际行动践行师德规范。”

采访中，一位教育界资深人士建议，如果有个别老师违反了师德师风要求，上课时不讲重点，而在课后有偿补课中再讲之前不讲的课程重点，相关部门就要严厉查处，对这种害群之马，发现一人就要处理一人，并且要严厉处罚，以儆效尤，绝不姑息养奸。（文中受访的学生和家长均为化名）□本网记者

视障青年组成的“不靠谱”乐队很靠谱

　　记者 吴越

　　每周六下午，伴随着笑声，漕宝路诺宝中心行政楼的一间房间里总会传出人们熟悉的曲调，有小虎队的《爱》、周杰伦的《青花瓷》、皇后乐队的《波西米亚狂想曲》……那是电声乐队“不靠谱乐队”又在排练了。

　　取名“不靠谱”，不是在玩梗，而是因为乐队成员均为视障人士，排演曲目真的不依靠乐谱。乐队隶属美爱融合艺术公益发展中心的美爱融合艺术团，自2018年成立以来，已登上大大小小几十个舞台，曾与奥运冠军同台演出，在顶尖爵士乐酒吧开过专场。以乐队为故事原型的公益电影《奇迹乐队》2022年在上海开机。2023年，由他们参演的音乐剧小品《无障·爱》斩获上海市群文新人新作展评展演戏剧类第一名。

　　一连串的成绩来自这群爱乐青年的不懈追求，也离不开一路领航、细心呵护的指导老师。他们热爱音乐，相信艺术的力量能够直抵人心。

　　他们做到了

　　音乐淡出，灯光亮起，掌声雷动。2023年5月底，上海市群文新人新作展评展演活动的舞台上，韩星辰难掩激动。他是不靠谱乐队的主音吉他手，全盲，和其他9位来自美爱融合艺术团的成员一样，首次完成音乐剧演出。

　　凭借扎实的内容和出色的表演，这个讲述视障者敞开心扉、邀请健视者走进他们的世界的音乐剧小品《无障·爱》荣获戏剧类第一名。现场评委评价“相当震撼，这是真正的群众文化”。其他参赛队伍的演员看完后默默地流下了眼泪。接收到这些反馈后，导演王丽鹤松了口气，“他们做到了”。

　　王丽鹤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导演的作品曾获全国小戏小品大赛金奖，担任过音乐剧《隐秘的角落》编剧。在她看来，接手《无障·爱》是自己职业生涯的一次挑战。“音乐剧是唱、跳、演结合的艺术，舞台调度需要演员与演职员团队之间高度配合。而他们不像专业音乐剧演员那样有这方面的基础，还要在两米高的舞台上走位，其中的困难不言而喻。”

　　常人的确无法想象这10位或全盲或低视力的视障青年如何跨过这些难关。健视者可以根据导演的指令确定个人走位，与其他演员之间可以通过眼神交流相互确认，很快适应舞台灯光，运用简单的道具也不成问题。但视障者要付出更多努力。

　　参加乐队和阿卡贝拉合唱团的经历为他们打下了演唱基础，但跳和演对他们来说都是新鲜事。因为珍惜这次机会，他们格外认真，在与导演、编舞老师同吃同住的10天里全情投入，一遍遍地练习动作和走位，直到形成肌肉记忆。

　　导演原本担心的因队形变化带来的距离感判断问题，也通过团队协作迎刃而解——低视力成员与全盲成员一一结对，由前者带着后者移动，道具椅子也成为辅助判断的一环。“患先天性白内障的团长郦敏忠就像大哥哥一样操心，又是纠正动作，又是抠演唱细节。大家都信任他，也都听他指挥。”王丽鹤说。

　　台前的精彩同样离不开幕后人员的耕耘。为了排好这出音乐剧，长期关心美爱融合艺术团的老师纷纷出力。上海电影制片厂拟音师、配音导演、配音演员苏东生担当演员台词指导，上海市盲童学校语文教研组长、视障戏剧指导专家凃传法为演员指导舞台定位，上海老牌音乐制作人、电声吉他手周紫峰创作了剧中的演唱曲目。

　　严师出高徒

　　今年，《无障·爱》将继续打磨细节，为参加全国展评展演做准备。让艺术团的孩子们走向更广阔的舞台，是美爱融合创始人于欢践行的目标。

　　1992年，于欢从上海市行知艺术师范学校（现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毕业，进入上海市盲童学校工作，后担任音乐教研组组长，自1996年起为孩子们组建了民乐团，同时指导合唱团，曾把学生们带上联合国的舞台。

　　多年来，她见到不少具有音乐天赋、在盲校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在毕业后困于生活。她开始思考，有没有可能让这些受过良好音乐教育的孩子继续享受音乐带来的快乐？2017年，美爱融合艺术公益发展中心成立，招募盲校在读或毕业的音乐特长生、爱好者组建艺术团，开启艺术探索之旅。

　　韩星辰是艺术团的首批成员之一，也是不靠谱乐队的第一任队长。出生于1991年的他在盲校读书期间学习民族乐器笙，达到十级水平。节奏吉他手兼贝斯手徐任宇全盲，是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首位盲人大学生，琵琶十级，还会中阮。键盘手俞天立低视力，自小酷爱弹琴和声乐。贝斯手林淼也是低视力，琵琶十级，喜欢模仿各种声音。鼓手陈哲宇全盲，爱唱歌，加入乐队时年仅14岁。主唱、吉他手卞怡婷低视力，是乐队唯一女性成员。

　　尽管成员各有所长，但真要作为电声乐队登台演出，必须有专业指导。乐队成立伊始，于欢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询问了周紫峰，没想到对方一口答应。“我带过很多学生，视障学生以前从没接触过，但我就喜欢挑战‘不可能’。”周紫峰回忆。

　　为了带好这批学生，周紫峰下了很大功夫，根据他们的特点制定教学方法。视障人士无法通过视觉学习，但有听的优势，具备绝对音感，他便将乐曲拆开，按照独立声部分别为吉他、键盘、鼓的部分录制分轨音频，交给成员各自练习。他喜欢讲底层逻辑，注重方式方法，谁在合奏时出了错，都少不了挨骂。周紫峰的严格，是他作为音乐人的本色。“练得熟不熟，一听就知道，这是态度问题。有了方法，种瓜得瓜，量变最终会引起质变。”一视同仁，不因为乐队由视障人士组成而心软照顾，也是他一贯的态度。“一支乐队要获得观众认可，只能是靠自己做出成绩。”

　　几年来，相比乐队取得的成绩，周紫峰更看重的是成员潜移默化中养成做音乐的习惯。每次他将整理好的乐曲文件包发给他们，大家都会第一时间下载，反复听，听到手机没电为止，研究乐理、和声编排。成员们也不再满足于翻唱别人的歌曲，他们通过合作，创作属于自己的歌。“创作就是最大的意义，现在他们的翅膀已经长好，可以自己飞了。”周紫峰说。

　　学做社会人

　　和其他艺术团不一样，除了在专业方面进行指导，美爱融合同样注重引导成员学做社会人。

　　“我们不能只呼吁社会大众关爱视障人士，为何不能用一种平等的方式，让他们找到自身价值，自尊自爱，主动地、更好地融入社会？”于欢说，就像“美爱”之名，取自英文“May I help you？（需要帮忙吗）”的音译，这里的“I（我）”和“you（你）”可以是健视者，也可以是视障者，不论是谁，都不会是单纯的助人者和受助者。

　　在团里，于欢自嘲是个“啰唆的二妈”，事无巨细，关心孩子们的学业、思想动态和待人接物之道。和盲童打了30多年交道，于欢坦言，视障群体较健视者而言会更敏感一些，有的孩子习惯性沉默，有的孩子用“一身刺”和不在乎的态度保护自己。“可如果都不去接触社会，怎么改变别人的成见和错误认知，怎么在社会交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为此，她从日常小事盯起，一遍遍地告诉他们：当别人递来一份饭时，要记得说“谢谢”；说的时候可以响亮一些，语气热情一些，别不情愿似的，这会让关心你的人伤心……对于舞台表演，于欢也给他们支招，“别像木头一样呆立在台上，增加些身体律动，和台下观众互动起来”。

　　日复一日的叮嘱，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原先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的“酷女孩”卞怡婷，现在可以和第一次见面的观众侃侃而谈。曾经木讷的俞天立，如今是能主动招呼客人的“俞经理”，哪怕只有微弱视力，他也会包揽排练后打扫房间的工作，演出时乐器设备的装箱、清点、押车、搬运都干得井井有条。

　　视障人士能做的事其实有很多。不靠谱乐队成员除俞天立家住黄浦区之外，其他人均住在市郊甚至远郊，每周排练的通勤，他们都是独立乘坐公交车，倒几次车不在话下。可有的健视者不知道，看见一群视障人士便要带他们过马路、找目的地，还有的地铁工作人员看见视障人士独自出行便“如临大敌”，通过对讲机请求支援。像这样不由分说地被“帮助”，或是因为外表难以看出低视力，被同事认为“故意不打招呼”而排挤，又或是去景区旅游时被不知如何介绍景色的导游“过度”关爱，都曾发生在他们的生活中，给他们带来尴尬和困扰。在音乐剧演出中，大家以一种幽默、诙谐的方式将这些经历演绎出来，并把正确的帮助方式“科普”给观众。

　　因为真实，所以动人。通过《无障·爱》，美爱融合艺术团搭建起社会大众与视障人士间交流的桥梁。演员们也得以用自己喜爱的方式说说心里话：“虽然知道大家是出于好意，但我们能够独立做到很多事。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会主动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