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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壮志不言愁》现象与影视歌曲创作困境

　　赵朴

　　刑侦探案是近年来影视作品中的重要类型。创作者在结构故事、形塑人物方面各出机杼，但在音乐方面却“所见略同”——《少年壮志不言愁》仿佛成了刑侦题材影视新作共同的主题歌，对这首老歌集中的、反复的使用，成了耐人寻味的现象。

　　为什么是《少年壮志不言愁》？

　　《少年壮志不言愁》是电视剧《便衣警察》的主题歌，由该剧导演林汝为作词、作曲家雷蕾谱曲。这首1987年问世的作品，近年来突然成了“宝藏歌曲”，先后成为电影《追凶十九年》片尾曲、电视剧《三叉戟》插曲、电影《三大队》插曲、电视剧《黑土无言》插曲和电视剧《我是刑警》主题歌。尤其在《三大队》和《我是刑警》中，《少年壮志不言愁》的一再回响，对推动情节发展、释放人物情感、升华主题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三大队》里，《少年壮志不言愁》在影片前、中、后三个重要叙事节点出现，贯穿始终。开篇，程兵带队出警，途中车载广播正在播放听众小雨点为当警察的父亲点播的《少年壮志不言愁》，通过附着于歌曲前后的对白，既指明警员们已为侦破案件连续作战身心疲惫（审讯中情绪失控的因素之一），也为三大队遭遇变故后重整旗鼓埋下伏笔。中段，程兵出狱，三大队五人重聚，夜宵摊上，马振坤带着醉意唱起《少年壮志不言愁》，逐渐引发共鸣，歌曲仿佛火种点燃了众人胸中渐已冷却的热血，成为剧情转折的关键。尾声，程兵终于将罪犯缉拿归案，他迎着阳光走入熙攘人群，当年夜宵摊众人的酒后放歌作为画外音乐再次响起，歌词“历尽苦难，痴心不改”成为程兵寻遍七省、追凶万里的人生的高度浓缩，也是向人民警察为百姓的岁月静好甘愿负重前行的精神致以崇高敬意。

　　在《我是刑警》中，《少年壮志不言愁》不仅在每集片尾唱响，而且在剧中先后五次出现，成功托举起剧集的主题表达。从秦川一行人破获1·28抢劫案，在庆功宴后雪夜高歌的畅快，到秦川和同事们在叶茂生捐躯献身的墓碑前恸哭“金色盾牌，热血铸就”的悲悼，从老刑警范守良对心灰意冷的徒弟宋绪举杯清唱所诉说的坚持，到宋绪在案件破获后到师父墓前低吟歌曲寄托的缅怀，《少年壮志不言愁》每每出现在酒酣耳热吐露真情之时、或是告慰战友在天之灵之际，都是角色“不由自主”地发声、都伴随着浓烈的情感表达。对《少年壮志不言愁》的这种使用方式部分中和了警察守卫社会安定的功能化定位，而凸显了警察作为人的丰富情感和理想主义的自我精神激励，从而更丰满地展现了“刑警”这一群体的形象。

　　对《少年壮志不言愁》恰当的引用不但成为叙事的关键，为影视作品增色，也仿佛重新激活了这首老歌，让我们再次瞩目于歌曲自身的魅力。

　　首先，歌词对人民警察的使命担当有着深刻的揭示，表述精准而又诗意，既成为大众对警察形象的崇敬想象，也成为警察对自我身份的深切认同与人生追求。寥寥几句歌词，把奉献精神、英雄主义和百折不挠的理想主义情怀加以凝练概括，显现出超越时代局限的人性光辉。这样的品质，在类似题材的词作中实属罕见。

　　在作曲方面，对主旋律叙事的“柔性表达”成为感染力的重要来源。歌中两段主题旋律，都是大气磅礴起势、深情婉转落脚，既表现铁肩担道义的刚强笃定，又导向这种刚性背后深厚的情感基础。作曲家雷蕾最终没有选择原本意向的严肃的男声合唱，而独具慧眼地相中由刘欢用更为通俗的演唱方式来表达歌曲的刚柔并济，实质上是在表演风格上对词曲内涵进一步延伸，也是对剧作着力于人物成长和情感刻画这一创作取向的应和。

　　经过岁月的沉淀，《少年壮志不言愁》已经建立起人民心中“警察之歌”的经典地位。创作达到高品质的同时，又能联通大众情感；词曲唱三者之间，及其与剧作本身，风格与内涵都高度吻合。这些特质使这首歌成为难得的影视歌曲精品。

　　为什么总是《少年壮志不言愁》？

　　仅解读《少年壮志不言愁》本身的经典性，似乎还不足以解释为何在这首歌问世30多年后，一批刑侦题材影视作品突然蜂拥而至、对其青睐有加。毕竟，这期间以“警察”为创作对象的众多影视作品中，也涌现出不少原创歌曲佳作。上世纪90年代，有电视剧《英雄无悔》中的《真心真情》，《刑警本色》中主演王志文献唱的主题歌《我不能输》等歌曲；新世纪之初，《重案六组》的主题歌《风雨人生》，《公安局长》中由主演柳云龙包圆词曲唱的主题歌《一生别无所求》，都以其对“警察”主题的信念感和情感面向的深入挖掘，让我们印象深刻。

　　经过一段时期的回落，当近年来警察、刑侦、涉案剧再次成为影视创作热点后，我们不难发现相关的歌曲创作并未形成同步，甚至越发滞后于影视作品的发展水平。这构成了《少年壮志不言愁》现象更深层次的原因。

　　刑侦题材影视剧火热，对音乐的需求量激增。配乐往往贴着剧情走，营造氛围或渲染情绪，这一层次上，作曲家的技术已相当成熟，音画配合效果上佳；但在需要情感凝练、立意升华的时候——通常由歌曲来实现这一功能——很多创作者一筹莫展。

　　首先，有意愿深入理解剧作内涵、并且有能力用准确而诗化的语言将之概括为文字的词作者不多，对影视歌曲创作而言，没有好词难为无米之炊。更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就创作机制而言，如今影视剧的配乐和歌曲往往分包给两组人马分别创作，配乐风格大都服从影像风格，突出场景性，但歌曲的功能不同，要突出主题概括性，如果两者并非同一团队创作，在音乐风格和旋律主题上出现龃龉，歌曲就会显得出戏。

　　一些片方开始动脑筋，以“片尾曲”概念代替“主题歌”。通常，片尾曲和主题歌应该是一回事，在片尾用一首歌提纲挈领，以前还有很多电视剧以片头、片尾双主题歌来强化这一功能。而今，由于创作团队不同，不但片尾曲的旋律并不在正片配乐中出现，而且歌词与影视剧内容关联度也不足，其升华主题的意味淡化，歌曲本身的能见度也大为削弱。那英演唱的《狂飙》片尾曲《藏无可藏》，唱功了得、情感激越，但歌词过于“形而上”，语焉不详，与剧情、人物很难直接挂钩，未能对剧集形成助力，歌曲也被埋没。还有很多歌曲尽管挂着“主题歌”的名头，实际上与剧作主题没多少相关性，其功能恐怕更多在于借歌手的名气引流量，顺便在片尾走演职员表。

　　还有很多片方开始以老歌汇编代替原创，一方面是对原创影视歌曲没有把握，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借老歌自带的意义来丰富新剧的内涵，使歌曲和影像形成互文。从《繁花》里的《偷心》《执迷不悔》，到《漫长的季节》里的《再回首》，这些与剧情形成共振的歌，都是从怀旧曲库中拿来的。这种方式在年代剧中或许能收获奇效，但像《少年壮志不言愁》这样被一窝蜂似地在刑侦剧中引用，除了略有取巧之嫌，更多是暴露出影视歌曲创作能力贫弱的问题。

　　更有甚者，既然原创影视歌曲不好把握，干脆完全放弃，在片头、片中、片尾都只留配乐。发生在《乌云之上》等新剧中的这一现象令人扼腕。拿掉歌曲，意味着影视音乐的极端功能化，音乐只承担为影像伴奏的作用，沦为附庸。更进一步来讲，这是对“听觉中心主义”的臣服——听就好了，何必在乎意义？以这个角度而言，前述诸多影视作品对《少年壮志不言愁》的集中反复引用，反而有了些倒逼影视音乐创作必须承载主题、建构意义的理想主义意味。

　　曾几何时，影视歌曲是百姓文化生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尤其那一首首主题歌，与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交相辉映，凝结为人们鲜活的记忆。而今，电影电视剧一派欣欣向荣，能给观众留下印象的影视歌曲却越发稀缺。希望《少年壮志不言愁》现象能给影视从业者提个醒，适当调整影视音乐创作的目标导向和机制，让影视歌曲也再度繁荣，绽放应有的光彩。

　　（作者为流行音乐研究专业博士，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

《魔力歌先生》谁让你快乐

　　潘卡

　　一档音乐综艺收官一个多月了，站内外“呼唤第二季”的声量不降反升。线下巡演广州场、沈阳场预售几分钟全部售罄，社交平台上到处是抢不到票的哀嚎。

　　这档让观众追着买票、追着催更的节目，叫《魔力歌先生》（以下简称“魔力歌”）。

　　如果你在2026年春天打开过它，大概还记得这个“震荡眼球”的画面——台上三个东北大汉摇头晃脑地唱着“扛扛扛扛扛过枪，放放放过羊”，台下的“评委”们非但没有皱眉，反而集体蹦迪，大张伟甚至跑到舞台下面跟着扭。弹幕飘过最多的两个字是：“上头”。在一众拼高音、拼编曲、拼小众品位的音综里，为什么是这档把“洗脑神曲”打在公屏上的音综破了圈？

　　总导演贺世攀说过一句话，或许就是答案——“音乐的本质是情绪表达和快乐传递，不应该只有专业的圈层能欣赏”。听起来朴素，但在整个行业都在教观众“什么是好音乐”的时候，它选择了问观众“什么让你快乐”，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一种突破。

　　从“谁唱得好”到“谁让我快乐”音综评价体系的一次松绑

　　过去十年，音乐综艺在中国经历了从大众狂欢到圈层割据的完整周期。《歌手》把竞技推到了极致，《乐队的夏天》让独立音乐破圈，《中国新说唱》炒热了说唱文化。这些节目无一例外地在做同一件事：教育观众什么是“好音乐”。在这个过程中，一套隐性的审美等级秩序逐渐成型——能飙高音是高级的，能唱冷门是高级的，懂得花式改编的是高级的……

　　但“魔力歌”选择了一条相反的路。

　　它不问你唱得多高、转了多少个音，而是问：你唱完以后，我是不是想跟着动？“着魔团”的拍灯逻辑，与其说是评判，不如说是“身体投票”。大张伟会因为一首歌让他想喝啤酒配鸭脖而拍灯，龚琳娜会因为心跳加速而尖叫，吉克隽逸会因为看得太投入而忘记拍灯——这种“不专业”恰恰是节目刻意为之的设计。

　　节目监制赵婧这样理解这件事：“音乐本身就是大众与生俱来的情绪表达载体，曲高和寡的小众品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节目不是在审美降级，而是让音乐从需要鉴赏的艺术品重新回归到普通人的生活乐趣。

　　这种回归带来的效果立竿见影。节目播出后，社交媒体上最常出现的一类评论是：“这节目治好了我的听歌羞耻。”所谓“听歌羞耻”，指的是很多人手机里有两份歌单——一份用来展示品位，一份偷偷自己听。“魔力歌”做的事情，就是把后一份歌单放到了聚光灯下，然后告诉所有人：喜欢这些歌，不丢人。

　　这种“不丢人”不只是节目给的一句安慰，它背后确实有生理层面的依据。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看，这类结构简单明快、副歌高频重复的歌曲，能精准地击中大脑的“愉悦中枢”。大张伟在节目里说过一句大实话：“让你禁不住地喜欢。”这就是“魔力歌”的运作原理——它绕过了你的审美判断系统，直接跟你的身体对话。

　　那些被算法选中的人终于等来了属于他们的追光灯

　　如果你仔细看“魔力歌”的选手名单，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这里面很多人，你已经“听”过他们很久了，但从来没有“见”过他们。

　　付豪就是典型的例子。他的《他真的对你好吗》是短视频平台的超级BGM，被无数情感类内容反复使用，但你走在街上，没人能认出他就是那个声音的主人。“魔力歌”之前，付豪最大的骄傲不是数据，而是线下开演唱会时，“有这么多朋友愿意来听我唱歌”。

　　金润吉的故事更耐人寻味。他曾经是阿里郎组合的主唱，拿过《中国好声音》庾澄庆组的冠军，在华语乐坛的唱片时代和短视频时代都留下过自己的印记。这样的资历坐镇“着魔团”都够了。但他选择以选手身份参赛，理由很简单：他需要拿出更多原创作品，让观众重新认识自己。

　　还有邓典，2018年在《明日之子2》被华晨宇评价“唱功教科书级别但没感情”，七年后再站上舞台，他对音乐的理解也变了：“唱功和情感相辅相成，别过分关注音乐之外的事情。”范泰西，一个尼日利亚人，因为在长沙街头唱《我们不一样》走红。但他承认，一年只有10到20场商演，“目前的收益不能支撑我安心做音乐”。亚森，从新疆草原到上海舞台，从酒吧驻唱到音乐剧演员再到魔力先生，他最享受的是“站在舞台上的每一刻”。

　　这些人的共同点是什么？他们都有实力，都有作品，都有被算法验证过的受众基础，但在传统的音乐综艺体系里，他们处于一个尴尬的中间地带——不够“素人”，也不够“明星”；不够“高级”，也不够“另类”。他们是短视频时代批量生产出来的“熟悉的声音，陌生的面孔”。

　　但他们也都有自己做音乐的坚持。付豪说，他不会为了流量去做特定的音乐，但也“不会抵触市场喜欢听的流行情歌这种标签”。杨润泽说，他要“跟上传播规律，但不让算法操控创作”。范泰西说，“网红歌手并不影响你成为一个实力唱将”。这些表述背后，是一群在流量与生存之间认真寻找平衡点的人。

　　“魔力歌”做了一件看似简单、实际上需要巨大勇气的事：给他们一个专业的、全开麦的、能面对真实观众的舞台，让他们不只是“被看见”，更有机会证明“网红”和“实力派”可以是一个人的两面。歌手满江曾讲过一个细节：导演组对魔力先生的甄选长达一年，在全国进行招募，每一首歌的聆听、每一次试音、每一轮录像，导演组核心成员全部到场。这种认真，在追求“快进快出”的综艺行业，本身就是一种奢侈。

　　魔丸打架，名场面在这档节目里成了“日用品”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魔力歌”的舞台观感，最贴切的可能是——“野生”。

　　这不是一个精致到每一帧都像MV的节目。恰恰相反，它刻意保留了大量的“不完美”：选手会在备采间里耿直地说“你说，老妹”；换衣服的时候服装老师会笑到倒地；纪海星会在台上讲自己差点掉进粪坑的故事；哈哈曹能把韩磊的《等待》唱成脱口秀，间奏还来一段“感谢致辞”。

　　但这些“不完美”恰恰构成了节目最珍贵的质感——活人感。

　　我们再来看看几个名场面是怎么诞生的。曾一鸣，2013年《中国最强音》的冠军，曾经让罗大佑和章子怡为他吵架、让陈奕迅再也不当音乐综艺评委的“孤狼”，在“魔力歌”里跳舞了，网友评论“年纪大了慈眉善目，队友想怎么练唱跳都配合”；邓典在李维嘉要求下，咬牙切齿地完成了一个鬼畜级别的表情；平安，那个唱《我爱你中国》的歌手，在节目里摇起了花手；白凯南一本正经地唱《大貔貅》，把张宇吓得夹着本子遁走……这些人有故事、有表达能力、不怕出糗。把他们放在一起，不设置太多条条框框，名场面就自己长出来。

　　被顺其自然的记录下来的，还有这些歌手之间的兄弟情。满江在讲述初舞台录制的场景时说，70多组魔力先生在三天三夜里一组一组上台，他在台下“疯狂地听到了所有歌，看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几乎都不认识、叫不上名字的人”。三天三夜之后，他的嗓子不是唱劈的，而是“为这些伙伴鼓掌呐喊”喊劈的。比赛的后台，他们还相互指导、跨组帮忙，哈哈曹被赵骏手把手教拿麦的姿势，曾一鸣帮其他组抠细节。到了总决赛，被淘汰的选手都回来了，台上台下一起流泪。庆功宴上，所有人又哭又笑。

　　这大概就是节目最核心的“魔力”——它让一群本可能互相视为竞争对手的人，跨组互助、倾囊相授、赛前互相鼓励、赛后约定“常联系”，变成了一个彼此托举的共同体。

　　一档音综从“节目”变成了“事件”

　　“魔力歌”第一季在5月中旬收官。但节目真正的续篇，不是在腾讯视频的播放列表里，而是在线下演出的抢票页面上。

　　第一季收官后，“魔力歌”开启线下巡演，广州、沈阳两场演出票，几分钟内全部售罄。对于一个第一季刚刚结束的全新音乐综艺品牌来说，这个成绩足以让整个行业重新审视“音综变现”这件事。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全民参与感不只体现在买票上。贺世攀提到，观众会“自发组建‘魔力歌’追更群，编排魔力舞蹈，为节目推人推歌”。节目收官后，站内外的“呼唤第二季”声量没有消退，反而愈演愈烈。

　　这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当一档音乐综艺真正触达了大众的情绪需求，观众就不再是被动的接收者，而是主动的共建者。他们不是在“追”一档节目，而是在“参与”一个文化事件。这种“自传播”的背后，是节目精准地切中了当下社会的某种集体情绪——在压力越来越大的日常里，人们需要一种没有门槛的、不被审视的、可以全家一起参与的快乐。

　　其实我们一直都知道，在这个被算法、流量、KPI精密计算的时代，一群人愿意为了“让大家开心”这件事认认真真地疯一把——这本身就足够有魔力，也足够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