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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夫偷情时坠亡情妇要赔偿吗？法院：死者应对自己负责

原标题：情夫偷情时坠亡情妇要赔偿吗？法院：死者应对自己负责

情夫与情妇偷情，不想情妇的老公突然回家，情夫躲进卫生间后坠楼身亡，情妇是否该赔偿相关损失呢？前日，石狮市人民法院官微首次公布了去年审理的这起离奇的案件。

海峡网12月13日讯（泉州网记者 黄墩良 通讯员 蔡美婷）情夫与情妇偷情，不想情妇的老公突然回家，情夫躲进卫生间后坠楼身亡，情妇是否该赔偿相关损失呢？前日，石狮市人民法院官微首次公布了去年审理的这起离奇的案件。

情夫坠楼死亡 亲属索赔28万元

事情发生于2年多前。

2016年4月23日晚9时许，周某（男）与饶某（女）通过电话联络，约定到饶某宿舍约会。双方见面后，将房门反锁并发生了关系，事毕，二人在床上继续聊天。

晚上9点40分许，饶某的老公赵某突然回家，发现门打不开，便敲门让饶某开门。为免奸情败露，情急之下，饶某谎称在上厕所拖延时间，以便让匆忙躲进卫生间的周某穿上衣服。

准备开门时，饶某听到厕所外铁棚被砸到的声音。打开房门后，饶某进入卫生间发现周某已不在，走向窗户看了一下，发现周某已从卫生间的窗户掉了下去。

周某坠楼后，被送到医院治疗，但13天后经抢救无效死亡，高坠导致重度颅脑损伤及其并发症被鉴定为死亡原因。

周某的妻女及父母向法院起诉称：当晚饶某多次约正在上夜班的周某到宿舍约会，周某如约而至。饶某的丈夫回家急促敲门，情急之下，不熟悉地形的周某选择跳窗脱逃。饶某没有制止，结果造成本案后果。如果饶某不电话约周某，事发时如果及时制止周某跳窗，悲剧肯定不会发生。因此，饶某对周某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求饶某赔偿损失28万元。

饶某辩称，原告所述纯属凭空想象，自行杜撰，违背事实真相。首先，周某先打电话提出约会。其次，被告在给老公开门时并不知晓卫生间里的情况，无从知道周某因何坠楼或如何坠楼，更谈不上“没有制止”或“听之任之”。第三，被告饶某与死者周某“约会”仅属道德谴责问题，与周某死亡结果在法律上无因果关系，不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偷情违背公德 后果不受保护

石狮法院审理认为，经调查，周某坠楼事件发生后，饶某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存在饶某是非过错的事实认定，故原告方关于事实的主张属臆想猜测，没有事实证据，不予采信。周某与饶某之间发生婚外偷情行为的民事活动，违背社会公德，其民事行为后果不应受法律保护。

法院一审依法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原告承担。一审宣判后，原告服判没有提起上诉。

这起案件中，法院没有和稀泥，是非曲直分个清。那么，案件裁判的依据是什么？

法官说，该案当事人的民事行为活动中，民事活动内容是否符合法律规范，饶某是否具有过错行为或在活动中是否受益，是处理案件的关键问题。

周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原可以预见从位于四楼的卫生间窗户出逃存在的危险性，但因害怕偷情事件败露，仍自愿冒损害发生的危险，致使自己死亡，其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周某本人的重大过错是导致其坠楼受伤引发死亡的根本原因，饶某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并无因果关系。

社会上有议论，毕竟人死了，饶某是不是应该给些补偿？对此，法官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57条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或者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害的，可以责令对方或者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偷情活动不存在从事正当合法的利益事项，周某并非在为对方的利益或者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害的，因此，该案不宜按公平角度来平衡双方利益损失，从而责令饶某给予对方一定的经济补偿。

多特青训负责人：穆科科青年时比赛方式几乎无法复制到一线队

新华社柏林8月25日电，多特蒙德青训学院主管保罗-沙夫兰在谈到足球人才培养时表示：“如果赢得青年赛事冠军的球员，此后没能在职业生涯中迈出重要一步，那么这些冠军本身就没有什么价值。若每个赛季能有两到三名青训球员真正进入多特一线队，就已经是‘完美的工作’。”

2000年前后，处于低谷的德国足球启动青训体系改革。青训中心逐步成为职业俱乐部的准入要求，德国足协也建立起覆盖全国的人才培养网络。十余年后，改革成果集中显现，德国队于2014年第四次捧起大力神杯。

然而此后，德国队2018年、2022年连续两届世界杯止步小组赛，今年又在世界杯32强战中被巴拉圭队淘汰。

“我们过去太重视青年足球里的竞争，反而有些忘记了发展的意义。”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特蒙德青训学院主管保罗-沙夫兰表示，德国青训需要改变的不只是训练方法、赛事制度，更要重新回答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才算青训成功？

保罗-沙夫兰的答案很直接：“两年前我们就明确——如果赢得青年赛事冠军的球员，此后没能在职业生涯中迈出重要一步，那么这些冠军本身就没有什么价值。”

长期以来，联赛排名、杯赛成绩和各年龄段冠军，是衡量一家青训学院成绩最直观的指标。但在保罗-沙夫兰看来，过于追求这些指标，有时反而会偏离青训的初衷。

“我们自己也赢过很多青年比赛的冠军，但并没有把足够多的球员送进一线队。”

保罗-沙夫兰以穆科科为例，这名曾经轰动德国足坛的少年射手，在多特青年队时期拥有惊人的进球效率，保罗-沙夫兰以“一个赛季50到60球”来形容穆科科当时在青年比赛中的统治力。

但多年后回看这段经历，保罗-沙夫兰更关心的是穆科科“怎样进球”。他说，穆科科青年时期的不少进球，是在中场附近拿球后，依靠速度和个人能力直接突破防线完成的。“这种比赛方式几乎不可能复制到一线队，可能除了梅西，没有多少球员可以做到。”

这也是青年球员培养中的一个难题：一名身体发育较早，或某项能力明显高出同龄人的球员，可以依靠优势不断进球、帮助球队获胜。若只看眼前成绩，教练没有理由改变他的踢法；但这样的优势，未必能带到成年赛场。

保罗-沙夫兰说，如果现在再培养一名类似特点的球员，他可能会让其更多尝试10号位、8号位，而不是长期固定在中锋位置。代价可能是进球减少，青年队的成绩也可能受到影响。“你可能因此每个赛季少30到40个进球，但最终可能得到一名更好的球员。”

对于真正有潜力的年轻人，多特甚至会主动给他们增加挑战。保罗-沙夫兰提到，一名U17球员曾是同年龄段的明星，升入U19后却突然失去主力位置，一度十分挣扎。在这个案例中，教练组没有让他回到U17继续当核心，而是让他留在U19适应竞争。

保罗-沙夫兰认为，从青年队进入成年队，本就是球员成长过程中最难跨越的一步。如果在青训阶段始终处于舒适环境，真正进入一线队后反而更难适应角色变化。

在保罗-沙夫兰看来，过于看重比赛成绩并非多特蒙德一家俱乐部的问题，德国青少年足球长期存在把成年足球过早移植到儿童足球中的倾向。

“你去看基层比赛，会看到太多教练试图把成年足球复制到儿童足球里。”

对于六七岁的孩子，比起阵型、站位和胜负，获得更多触球机会更重要。保罗-沙夫兰认为，如果儿童过早按照成年足球的方式进行大场比赛，每个人真正接触和处理球的机会反而有限。

近年来，德国足球已经着手改革。低年龄段更多采用小场比赛，增加孩子的触球次数；减少不必要的长途参赛；U17、U19最高级别青年赛事也完成重组，赛季第一阶段更多采用区域化比赛，此后再按照竞技水平重新分组。改革的出发点，是让比赛更多服务于球员发展，而不是让球员发展服从于比赛结果。

年轻球员频繁更换青训学院也是保罗-沙夫兰关注的问题。据他介绍，一名年轻球员整个青训阶段平均效力的青训学院数量，在欧洲五大联赛总体约为1.6至1.7家，而德国接近2.5家。

在他看来，每一次转会都意味着重新适应教练、战术、队友乃至生活环境。短期看，从小俱乐部进入更大的青训学院似乎是一次“升级”，频繁更换环境却可能打断长期培养的连续性。

德国近年来因此提高了青年球员在青训机构间流动的门槛。保罗-沙夫兰说，这对俱乐部短期选材并不方便，但从长远看有利于德国足球。

如果冠军不是最重要的标准，什么才是？保罗-沙夫兰给出了一个现实的数字：每个赛季如果能有两到三名青训球员真正进入多特一线队，就已经是“完美的工作”。

一线队位置有限，顶级青训学院不可能把每一名年轻球员都培养成自己的职业队员。沙夫兰认为，青训既要把真正具备顶级潜力的人推向更高水平，也要帮助没有获得晋升机会的球员找到下一条路。

在多特蒙德，球员最迟会在每年2月得知自己下赛季能否进入更高年龄组。如果不能留下，俱乐部会与球员及家长沟通，帮助寻找其他俱乐部、其他青训学院甚至海外机会。保罗-沙夫兰把这称为“预期管理”。

“瓶颈会越来越窄。”保罗-沙夫兰说，如果从一开始就让每名U17球员都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成为多特一线队球员，那么最终的淘汰只会更加残酷。

一家顶级青训学院，每年真正能够送入一线队的球员或许只有两三人。在保罗-沙夫兰看来，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人的培养失败。青训的责任既包括帮助少数人走向最高水平，也包括让更多年轻人认识职业足球的竞争规律，并为不同的发展道路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