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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名股东“转正”遇纠纷 542万元差点打了水漂

原标题：隐名股东“转正”遇纠纷 542万元差点打了水漂

原告林某江出资542万元入股被告晋江市某石化公司，签协议书成为隐名股东，想“转正”却遇到纠纷。昨日，记者从晋江法院了解到，该院近期审结这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件，判决确认第三人持有的被告股权中的42.1%为原告所有。至此，原告隐名股东身份获得合法认证，其出资542万元权益也依法获得保护。

原告林某江出资542万元入股被告晋江市某石化公司，签协议书成为隐名股东，想“转正”却遇到纠纷。昨日，记者从晋江法院了解到，该院近期审结这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件，判决确认第三人持有的被告股权中的42.1%为原告所有。至此，原告隐名股东身份获得合法认证，其出资542万元权益也依法获得保护。

案情

出资542万元签协议 隐名股东留下隐患

原告林某江，被告晋江市某石化公司，第三人林某良。被告现系第三人持股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林某江称，2015年3月17日，其与林某良签订《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约定“原告是被告的隐名股东，原告已实际出资542万元，占被告42.1%的股份；林某良是显名股东，其名下42.1%股权系代原告持有，实际所有人是原告；原告与第三人双方以各自的实际出资向被告承担有限责任及按实际投资比例进行盈余分配”。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系被告的股东，享有42.1%股权；2.被告向原告签发出资证明书，将原告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公司章程；3.被告、第三人协助原告将42.1%股权变更至原告名下。

被告辩称，原告与第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已将股权转让给第三人，原告不是被告的股东；“协议书”并不足以认定原告享有被告42.1%的股权；原告不能证明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无权要求被告签发出资证明书等；原告未经第三人同意，无权请求变更股东登记。

第三人述称，被告与其签订“协议书”，后双方没有实际履行，也没有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2016年1月7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原告将其股权转让给第三人，并于次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判决

第三人未支付转让款

原告股东身份获认证

晋江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书”记载“原告享有被告公司42.1%的股权，以第三人的名义公示登记，原告仍实际以持股比例承担公司的盈亏风险；原告是实际股东，第三人是名义股东”等内容，据此可认定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隐名投资关系。

双方未在《股权转让协议》提及是否解除或者终止“协议书”，第三人也未实际支付给原告股权转让款，应认定《股权转让协议》系为配合履行“协议书”而签订更具高度可能性。签订“协议书”前，原告已是被告的股东之一，第三人在签订“协议书”时也认可原告的股东身份，故应视为第三人同意原告成为被告的股东。原告提供的验资报告可以证明其已履行了出资义务。原告办理股权变更等相关手续的义务主体为被告，故第三人无须协助原告办理上述股权变更登记。

晋江法院判决，支持原告要求确认其系被告的股东及享有被告42.1%的股权；支持原告要求被告向其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和公司章程及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不支持原告要求第三人配合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被告、第三人提起上诉，但未缴纳上诉费，泉州中院按其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判决现已生效。

提醒

投资慎用隐名持股

应书面明确身份角色

法官介绍，隐名股东是指借用他人名义设立公司或者以他人名义出资，但在工商登记中却记载为他人的出资人，实际收益还是由其本人享有。反之，记载于工商登记中而没有实际出资的股东，是显名股东。

现实中，有人不便于以自己的名义投资，便与他人签订协议委托他人以公司股东的名义登记，但在公司经营发生盈利、困难，亦或者出现其他问题时，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不可避免会产生一些矛盾。此时，若双方先前对各自的权利义务未作出详细全面的约定，谁才是公司实际股东的事实可能会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法官提醒群众，慎用隐名持股的方式，对于股权代持，不管是名义股东，还是隐名股东，都应书面明确各自的身份、角色等，避免将来产生对己不利的诉讼风险。 ■记者 吴水保 通讯员戴晓燕 尤燕玲

泉州基层体校如何栽培出“冠军苗子”？

泉州晚报记者 吴宗宝 吴聪伟 通讯员 郑其全 实习生 陈雨渟 一届奥运，三枚奖牌。泉州基层体校如何栽培出“冠军苗子”？

东京奥运会男子举重61公斤级冠军李发彬、羽毛球混双冠军黄东萍、男子体操团体铜牌林超攀……连日来，泉州籍的3名奥运选手接连在东京奥运会赛场上摘金夺铜、连传捷报，取得2金1铜的战绩，这也创造了泉州籍选手参加奥运会的历史最佳成绩。

基层体校作为体育人才的“第一关口”，如何发现、培养和输送“冠军苗子”？近日，记者前往培养出2名本届东京奥运会冠军选手的南安市体育学校，一探究竟。

“选好苗子，就是成功的一半！”

7月30日下午2时许，走进位于府前大道的南安市体育学校时，看到一张醒目的红色大海报，上面写着“热烈祝贺我市运动员黄东萍代表祖国出征东京奥运会”，这已经是7月份该校举办的第二场奥运会观战活动。

“东萍加油！中国必胜！”在观战的教室内，一群身穿红色T恤的小学生举着国旗和加油海报，早早地坐在前排的座位上，为即将出战的师姐黄东萍呐喊助威。该校年仅7岁的学生王逸杨激动地说道：“发彬、东萍是我的榜样！我要向他们学习，争取长大后拿个奥运会冠军！”

这座占地155亩的县级业余体校，凭什么能够诞生泉州籍运动员首枚和第二枚奥运会金牌？南安市体育学校校长杨再发告诉记者：“长期以来，学校不断深化体教融合机制，突破招生选材难题，坚持走体教融合发展之路，大力夯实育才基础，提升体校的综合实力，确保优秀体育苗子‘选得进、留得住、送得出’。”

“选好苗子，就是成功的一半！”杨再发表示，学校坚持选材第一，每年都会组织全体教练员深入各乡镇小学“选苗子”，“初选的苗子要集中到学校进行短期集训，经测试、文化考试、体检、面试，再择优录取。像李发彬就是我们学校举重教练王德兴到南安龙门小学挑选‘新苗子’时发现的。”

“当时进来后，这孩子的天赋很高、勤学好练，校领导都认为是棵‘好苗子’，要重点培养。”回忆往事，王德兴历历在目，他介绍，“进入学校后，发彬一边认真读书，一边体育训练，每天清晨就跟着其他20多名运动员在一间破旧的铁皮房里做速度、力量、灵敏、协调、耐力等基础性训练。他不仅体育科目进步快，文化学习成绩也不赖！”

20年后的夏天，李发彬在东京以313公斤勇夺冠军，并打破该级别挺举和总成绩奥运纪录，站上领奖台的那一刻，王德兴成就感满满：“事实证明，我们当初的选择是对的，他就是棵‘好苗子’！”

创新探索网点校建设模式

7月30日下午摘得东京奥运会羽毛球混双金牌的黄东萍，也是从南安市走出来的。把时间轴拨回到2002年9月，黄东萍进入南安市体校设在国专中心小学的羽毛球训练班，师从启蒙恩师黄建红。经过3年的培养，她成功被学校输送至福建省少体校。

“探索网点校建设模式，是我们办校的新思路，有助于推动项目训练进校园，优选后备人才，黄东萍就是通过这一模式培养起来的。”杨再发介绍，“这种模式由学校派出教练员，在具有传统项目基础及一定训练条件的学校建设训练网点，不断巩固业余训练。在网点校训练的运动员，通过基础训练、培养兴趣，好的苗子可以向上输送，其他的运动员则升入普通中学学习。”截至目前，该校现已完成击剑、射箭、羽毛球、乒乓球、篮球、田径等10所网点校的建设。

在训练过程中，学校根据“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的各项指标要求，对计划、总结、选材、大纲考核、技术档案等常规进行规范要求。各项目教练员全面加强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和基本技术的训练，根据运动员的不同年龄、性别、水平、特点，合理安排，区别对待，力争训练科学实效，为运动员输送到上级体校、体工队打好基础。在运动员输送后，教练员会持续跟踪输送运动员情况，了解运动员训练情况和思想动态，尽到保驾护航的责任。

“榜样的力量也特别重要！”杨再发补充说，“比如，李发彬每次回乡探亲的第二天，总会马不停蹄地到母校的训练场，与教练、老师、队员交流经验。在交流中，教练技术不断提升，同时为学生树立了榜样！”

“我们也积极组织教练、运动员参评泉州市高层次人才，激发他们爱国奉献的热情。”杨再发说，多年来，按照“选好苗子、打好基础、积极输送、不断提高”总要求，已经持续向上输送优秀体育后备人才，涌现出陈海威、黄东萍、李发彬、黄少坤、王乌品、陈冰冰、叶泳涛、许燕茹、戴伟斌等优秀运动员。

南安市体育学校的培养模式，是泉州基层体育学校的典型之一。近两届奥运会，泉州运动员参加人数始终保持在4名，参加的项目在不断扩大。其中在第32届东京奥运会有击剑陈情缘、体操林超攀、羽毛球黄东萍和举重李发彬。

泉州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吴忠溪介绍，泉州体育秉持实现奥运争光计划、为国家为家乡培养奥运选手的目标，不断加大后备竞技人才梯队的培养力度，泉州籍运动员在国际、国内重大体育赛场上成绩斐然。其中，深化体教融合改革力度，由原来的集中训练调整为项目下沉基地校，教练跟随项目进校园；引进优秀高水平教练员，充分发挥教练员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伯乐”作用。

泉州市委人才办主任傅鑫表示，体育人才是我市社会事业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泉州持续通过人才“港湾计划”一系列政策措施，助力“健康泉州”建设，全面推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和体育文化均衡发展、快速发展的同时，持续鼓励基层积极向上输送优秀运动员，激发运动员在赛场奋勇拼搏、勇争第一精神，用最好的佳绩奉献祖国、回报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