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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 常德新增一条红色旅游打卡地

总有这样的春日，阳光撩起心中的火苗，我知道，该出去走走了。好在这样的季节，去处的选择并不太难。这是前不久在刚子哥哥（湖南省作协会员、临澧作协副主席，现供职于太浮山景区管理处）的微信公众平台看到的简洁而温暖的话语。

这几年，刚子哥哥（戴志刚）调任太浮山景区管理处工作，从景区的筹建到现在的崭新模样，他的脚步遍及太浮山的每一个角落。他说他深爱这片土地，对于家乡的热爱，早已深入骨髓。

错过了阳春三月的樱花，此时的杜鹃花开得正艳，踏春散心，疏影弄枝，让人生出些许艳羡。一场花事，是很多人在这个季节的期待。

三月的樱花谷，漫山遍野的原始灌木樱桃树春意盎然，白色、粉红色的樱花竞相怒放，一团团，一簇簇，如同“雪舞银蛇”，把太浮山装扮的分外妖娆。据悉，太浮山野生樱花分布达10万余亩，10万余株，是目前亚洲发现的面积最大、种类最多、花期最长的自然野生樱花林，每到樱花季，慕名而来的赏樱游客车水马龙。

四月之初，犀牛岭和英雄山的杜鹃花盛开，太浮山又换上了火红的衣裳。浮山云雾揽半腰，半山火焰半山红，这里的杜鹃花格外的红艳，土地是红色的，就连石头也是红色的。极目远山，太浮山景区管理处主任胡美林指着对面山上被鲜红杜鹃花簇拥着的“湘鄂西苏区太浮山武装斗争纪念碑”动情地说，也许是革命先烈鲜血染红的因素吧，太浮山红得如同一团炽烈的火焰。

太浮山古二十四景之一的桃花巷里，有一大片李子树林。太浮山有着千年以上的桃李栽种历史，四月中旬，李花已然凋谢，青涩的果实隐挂枝头。胡美林称，随着太浮山旅游基础设施的完善，太浮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将以“樱花、杜鹃、李花”为切入点，根据花季错峰的不同特点，陆续筹办“太浮山樱花谷樱花节”、“太浮山金顶摄影、诗歌周”、“犀牛岭杜鹃花会”以及“李花廊仙女秀”、“太浮之春采摘节”等一系列旅游文化活动，让全国乃至世界了解和认识太浮山，不断扩大太浮山的旅游知名度，开拓国内外客源市场。

一路欣赏太浮山美景，步入湘鄂西太浮山武装斗争纪念碑广场，高达28.9米的纪念碑映入眼帘，一连串在太浮山武装割据斗争中牺牲的名字雕刻在纪念碑的两侧。胡美林介绍说，1928年2月21日，贺龙亲临太浮山，召集临澧西区栗山坡党支部党员开会，发动和开展武装革命斗争，开辟了红色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太浮山武装割据之火。

红杜鹃簇拥着纪念碑怒放，如血凝重，如火热烈。近年来，太浮山景区将生态旅游和红色景观有机结合，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人来这里踏寻革命足迹，领略自然风光。

缅怀革命先烈，绿色文明祭扫。许多慕名而来到湘鄂西苏区太浮山武装斗争纪念碑前开展“绿色清明文明祭扫”主题党日活动的单位、企业、社团，营造了平安、绿色、和谐的清明节日氛围，倡导低碳、环保、健康的祭扫文明风尚。

最美是家乡，临澧太浮山从时光的深处走来，历经风雨沧桑的太浮山，兼容着雄浑与博大；在风花雪月的自然中凝望，这方山水的容颜，闪烁着动人的娇媚和温情。无论是踏青郊游，还是党建活动，醉美的太浮山，无论何时，都是一幅凝聚时空的天地盛装，是一部生生不息的生态诗篇，是一曲融贯古今的英雄绝唱，是一处世外桃源的福山福地！热情好客的临澧人民，随时欢迎您的到来！

诗乐同构：当代中国民族音乐创作的新维度

　　■滕晓鹏

　　古诗词与中国民族音乐，堪称中华文明长河中辉映千年的艺术双璧。诗词以言志传情为魂，尽显汉语声韵之美；民乐以丝竹金石为体，凝结着东方独有的审美记忆。中国民族音乐欲屹立于世界音乐之林，必须深植于中华文化本源，激活传统艺术基因，并以现代创新重构属于中国的音乐新范式。古诗词除意境深远外，其固有的平仄抑扬与格律节奏，恰与民乐讲究气韵生动的形式审美形成深层契合。

　　当前，“诗乐同构”已成为当代中国民族音乐整体性创新的重要路径。从上海民族乐团以“溯源一体”理念打造的《诗的中国》，到中央音乐学院取材《诗经》创作的《风·雅·颂》；从中央民族乐团将岁时节日转化为声音叙事的《天地永乐·中国节》，到浙陕两地联手、以城市美学对应唐宋气象的《唐诗·宋词两座城》。这些作品题材各异，却共同昭示了一种全新的创作维度：对传统文化的发掘已突破浅表，步入深度再造的层面。此类演出之所以打动人心，核心在于依托生成音乐新结构、塑造人格化新声音、建构舞台新空间三大手段，达成了艺术生产的质的飞跃。

　　溯源一体：生成音乐作品新结构

　　中国古诗词与民族音乐同源共生。《礼记·乐记》所载的“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清晰道出了先秦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艺术形态。然而，随着历史演变，诗乐逐渐分离，“徒诗”成为主流，古乐谱系大多失传。这种分离导致了一种长期存在的创作惯性：音乐与诗词处于主次分明的异位状态，音乐往往沦为诗词的附属背景，或是诗词成为乐曲的空洞标题。当代创新首先要重建诗乐一体的本体关系，把长期背离的诗乐有机融合，实现从异位到同构的回归。

　　今年在第41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演出的上海民族乐团《诗的中国》，诗与乐深度融合，不但体现了“溯源同构”的理念，而且在融合中生成了一种新的音乐结构。回归“诗乐一体”的本源，跳脱了单一诗人或单一朝代的视域局限，通过集句成篇的手法，将《诗经》的朴拙、《楚辞》的瑰奇、唐诗的雄浑编织成一个跨越时空的对话场域。这种结构本身就彰显出中华文脉是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涌动着蓬勃的艺术生命力。“新结构”更深刻地延伸至声音生成的层面，作曲家精研汉语音韵，力求旋律线条严格遵循四声起伏，使乐句的呼吸与诗词吟诵的气口完美咬合。为了丰富声韵表达的多维层次，乐章开篇引入童声对“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吟唱，以返璞归真的音色，完成了对古代吟诵传统一次极具匠心的现代转译。

　　机缘同生：器乐人格化与诵读情感化

　　关注声音的微观叙事与人格化塑造，已成为当代民族音乐破局创新的核心方式。乐器超越了单纯的发声功能，作为独立的言说主体，在民乐长期的社会化演进中被赋予了明确的叙事指向，能够精准锚定特定的时空坐标与人物心境。

　　当代创作亟须深化这种器乐的人格魅力。《诗的中国》便以此为支点，通过器乐的拟人化立象与人声诵读的情感化传神，双轨并进，合力推动了古诗词音乐从“朗读”向“吟咏”的审美范式转型。古诗词的平仄、对仗、押韵等格律要素，本质上是古人情感波动的声音密码。表演摒弃了字正腔圆的播音腔，追求一种基于理解和共情的声音情感化表达，在《将进酒》的演绎中，男声独唱以一种近乎嘶吼又带着戏谑的语态，将李白式的狂放不羁注入现代声腔；而在表现王维禅意诗境时，气声与实声的交替转换，营造出一种“蝉噪林逾静”的听觉空间。

　　《唐诗·宋词两座城》中，打击乐化身威严史官，击节以记盛世；琵琶化作霓裳舞姬，轮指尽显“大珠小珠落玉盘”之灵；箫笛仿若文人墨客，低吟出故人惜别之婉。诵读者以情赋声，引领乐音穿梭古今。演奏者以人格化的国际语汇，让长安的万国来朝与杭州的烟雨潮涌在音符间复活，深融唐宋文脉与当代审美，奏响了中国文化的温润强音。

　　多维度的声音编织构建起一个立体的情感场域，童声代表文化的原初记忆，成人合唱象征历史的厚重积淀，器乐独奏彰显个体的精神独白，诗词朗诵确立文本的理性坐标。各种声音形态不再各自为政，而是在“机缘同生”的理念下，共同完成了对一首诗和一段乐的精神解读。

　　身韵立境：从听觉艺术到空间体验

　　传统的古诗词和民乐，侧重于“听”的单向维度，舞台上的演奏者如同乐谱的精密执行者，与观众保持着一种审慎的距离感。而新的探索是打通听觉与视觉、身体与意象的界限，将音乐会转化为时空一体的具身审美经验。

　　“身韵立境”要求演奏者的身体成为音乐的重要部分。二胡演奏者运弓时的身体弧度、琵琶演奏者轮指时腕部的流动、古筝演奏者拨弦时的重心起伏，这些原本属于演奏技巧的身体动作，被有意识地转化为可视的舞蹈语言。当演奏者的肢体韵律与诗词的节奏同频共振时，舞台呈现便获得了双重审美维度：观众既能“听”到诗的意境，也能“看”到乐的流动。

　　身韵美学成为建构舞台新空间的核心元素。《诗的中国》“空山月明”篇章，舞台灯光随诗意变化，从冷色调的幽蓝渐变为暖色调的金黄，与乐器音色形成通感对应；在表现边塞诗风的段落，多媒体投影将苍茫的大漠、呼啸的北风视觉化，使文字的视觉张力与音乐的听觉冲击力相互激荡。这些核心意象的生成，皆源于表演者身韵之中所蕴含的勃发生命力。

　　新舞台空间的建构是一场突破性的审美层级的跃升。中央民族乐团的《天地永乐·中国节》借由多媒体技术与声场设计，将抽象的二十四节气时间流转，解构并重组为可触可感的沉浸式通感空间。舞台利用光影变幻与环幕投影，将“清明雨丝”“中秋皓月”“除夕飞雪”等自然意象具象化。演奏家不再是乐池中孤立的表演者，而是化身为山水画卷中的一部分，深度融入舞台景观，使观众在生理的震撼与心理的触动中，捕捉到节日的炽热律动，打破了物理剧场的第四堵墙，抵达了“诗中有画，画中有乐”的东方美学意境。

　　观众由此完成了身份的根本转变：从单纯的听曲者升维为文化精神的亲历者。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仅获得了感官的愉悦，更在生理的共鸣与心理的浸润中，实现了“悦耳、悦心、悦志”的三重境界升华。

　　随着《诗的中国》《唐诗·宋词两座城》《天地永乐·中国节》等一批作品相继登台，创作者已突破西方音乐范式的限制，回归汉语声韵与音乐本体表达的现场；同时超越了单一的“博物馆式”的传统复现创作，而是植入到当代大众的情感体验中，让历史文化资源真正参与现代人的精神建构。空间建构破圈，打破了听觉艺术的单向度隔离，听觉审美转向视听一体、身韵同构的剧场体验，实现了从技术展示到文化叙事的历史跨越。古人的诗意与今人的乐思在此刻交汇，共同编织中华文明的当代艺术精神图谱。（作者单位：上海戏剧学院）

　　《解放日报》（2026-07-07 09版）

[ 责编：张晓荣 ] 阅读剩余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