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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门窑：古代泉州离海最近的窑场

其宋元时期产品在器物的釉色、器型和装饰纹样等方面彰显大气、包容与开放的时代艺术之美；古窑址见证了泉州海洋贸易的兴盛

社区展馆为民众介绍东门窑址的沿革情况

核心提示

东门窑址，位于今天的泉州市丰泽区华大街道城东社区内，该遗址分为南窑和北窑两个区域，是泉州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陶瓷商品的重要生产窑场之一。东门窑临近泉州港，交通便利，资源丰富，其陶瓷生产与外销一度十分繁盛。该窑址对于研究古泉州港乃至福建的陶瓷外销史，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记者 吴拏云 文/图（除署名外）

窑址上有7条窑炉遗迹

17世纪，欧洲人在一本记录西方与中国瓷器贸易往来的《葡萄牙王国记述》书中，将龙泉青瓷称为“是人们所发明的最美丽的东西，看起来要比所有的金、银或水晶都更可爱”，可见古代龙泉青瓷在欧洲的受欢迎程度。宋元时期，在泉州东门外的碗窑乡也曾大量产出青釉瓷。这种青釉瓷，釉呈天青色，青中泛灰或青中泛褐，玻璃质感较强，透明莹亮，釉面呈细小冰裂纹，属窑变的自然开片，其风格颇具浙江龙泉青瓷特色，故被称为“土龙泉”。除了青釉瓷器外，东门窑还生产青白釉瓷器、白釉瓷器、青黄釉瓷器等。当时东门窑的瓷器行销海内外，尤以东南亚的国家和地区为主，东门窑也因此成为闽地陶瓷商品的重要生产窑场之一。

如今前往东门窑址，我们发现窑址位于泉州市丰泽区华大街道城东社区的碗窑和后路两个自然村落。据介绍，遗址分为南窑和北窑两个区域，窑炉沿南北山坡陵坡处构筑。两座小山坡为一条早年可供运载货船通行的窑址溪间隔。

泉州市博物馆的考古报告显示，东门窑址上有窑炉遗迹7条，其中北窑4条，南窑3条，分布总面积约8万平方米。其中北窑遗址面积较大，南窑遗址较小。北窑4条窑炉遗迹中，有一条保存相对完好，窑头、窑尾、隔墙、护窑墙、窑门均有保留，两侧窑壁也均有部分留存，是典型的龙窑形态。其余3条保存相对较差。窑址周围均有众多瓷片堆积存在；南窑3条，仅其一发现窑头、窑尾，窑炉周围亦有大片堆积层。总体来看，窑长在50米至80米之间，窑宽有2.5米至3.2米不等。另外，北窑勘探区域有疑似作坊遗迹一处，现保存一口大陶缸，并在该区域出土轴顶箍等窑车上使用的构件。

据悉，东门窑俗称“碗窑”，遗址遗迹发现于1953年，后经专家考查认定，这里的窑场创烧于唐，盛烧于宋元，废于元末明初。其遗址遗存丰富，是研究宋元时期泉州陶瓷生产技术、工艺以及外销瓷的重要实物资料。

窑址附近瓷器残片随处可见

窑场盛烧达数百年之久

据泉州市博物馆陈冬珑撰文介绍，泉州制瓷手工业始于德化与永春交接的商周辽田尖窑址，该窑址上曾出土原始瓷、窑具、生产工具等标本；隋唐五代，随着时代和市场需求的发展，制瓷技艺得到延续，各地窑业也随之增加，各大窑址出土的青釉瓷器，轮制、灰胎、釉厚、无纹饰，窑具有托座和支钉；宋元时期，泉州海外贸易进入鼎盛时期，国内外对瓷器的需求量日渐增加，泉州地区制瓷自然条件优越，该时期各地窑址数量急速增加，瓷器品种也增多，在原有的青瓷上，又增加了青白瓷、白瓷、酱釉瓷等，窑具有匣钵、支圈、垫环、托座、托盘、托柱等，纹饰也更加多样化。

据丰泽区民俗及历史研究学者魏朝阳介绍，北宋时期，泉州未受战乱骚扰，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南宋偏安江南之后，经济文化重心逐步南移，泉州地区的制瓷手工业经济，达到空前的繁荣。宋代朝廷在泉州设立“市舶司”，开拓海外贸易，谋求商利以助国用，更推动了陶瓷外销的快速发展。到了元代，仍袭宋制，继续开拓海外市场，泉州一跃成为东方第一贸易大港，海外交通贸易盛况空前，贸易商品需求量不断增大。泉州海外交通贸易的繁盛，刺激并推动了泉州乃至其周边地区贸易商品的生产，其中陶瓷商品尤为显著。

在泉州所有古窑址中，东门窑址离海最近，直线距离不到1000米，也是宋元时期离后渚贸易港最近的陶瓷生产窑厂。东门窑址的南、北窑，中间有一条溪流，自西向东直达浔尾（美）港。因离后渚码头最近，并有溪流相通，窑场运载货物十分方便，所产瓷器顺流而下，至浔尾港普济桥渡口，再转运出海，源源不断地销往海外。

魏朝阳表示，古时泉州东门窑场周围松林茂密，山泉不断，溪流直下后路双坑口（古窑码头），并向东进入大海。后路村的东南部蕴藏着大量的陶瓷矿土。优越的自然条件，为窑场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燃料和原料，以及粉碎、淘洗瓷土的水力资源。水、陆交通十分便利，产品外销通道畅通，使泉州东门窑盛烧达数百年。在窑址所在地附近迄今尚有地名“瓷土潭”“瓷土山”“水磨”等的存在。

南宋青釉折沿小瓷碗（资料图）

产品彰显时代艺术之美

东门窑址在靠近海边的小村，由于受到山地土壤、气候、原材料等因素的影响，对于龙窑窑业烧制的产品在成型、装烧及窑炉建造等方面上都有自己独特的技艺，是研究宋元时期泉州沿海陶瓷手工业技术内涵与特性的依据。东门窑的陶瓷产品整体来说素雅大气，纹饰丰富多彩，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据介绍，东门窑址生产的陶瓷器型主要有盘、碗、碟、钵、罐、执壶、杯等，大碗、大盘等，器型敞口大方，凝重浑厚，独具器型的素雅大气之美。器物装饰纹样较为简单朴素，主要有莲瓣纹、缠枝花纹、牡丹纹、菊瓣纹、卷草纹、直道纹、篦纹等。据陈冬珑介绍，在制瓷技艺方面，东门窑制瓷工艺主要有手拉坯和模制两种，大多器物的手拉坯痕明显，模制有坯体和装饰部位的模具。器型装饰工艺为刻、划花与印花并行，以刻、划花为主，同时尚有堆塑、镂雕等装饰形式艺术。有器物是使用多种装饰工艺的，如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收藏的青釉刻画虁龙双环耳瓶。通过东门窑采集的窑具标本来看，该窑址的装烧工艺有叠烧法与匣钵装烧法，除此以外还有垫饼、垫柱、垫圈、支钉等辅助装烧窑具。

东门窑址采集的陶瓷标本显示，这里生产的产品以日用品为主，也有少数陈设器，以青釉、青白釉瓷为主，典型的宋元时期龙窑支钉、支圈烧制，器物圈足或器物内底留有支钉或支圈的痕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门窑当年生产的大致景象和市场需求。在器物的釉色、器型、装饰纹样方面，东门窑产品都彰显了泉州宋元时期东方第一大港那种大气、包容与开放的时代艺术之美。

窑址处立有保护碑

研究窑址兴衰 具有借鉴意义

众多文献资料显示，宋元时期瓷器作为货品，常被用来与东南亚国家进行贸易交换，换取所需物品。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中记载诸多船只从泉州顺风而行“浮海越数十国”，船上贸易之货品有青瓷器、青碗、青白花碗、青白碗等。从历次考古调查勘探采集的器物标本上看，泉州东门窑址生产的瓷器大多是供外销用的贸易商品，这在国内水下考古发现宋元时期沉船出水的器物和国外考古出土的器物上，都得到了印证。专家认为，东门窑址的兴起与发展，以及对泉州港对外贸易的繁荣所发挥的作用，历史脉络清楚，这对于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2009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文物普查队员曾到东门窑址进行复查，并登记造册。2017年7月至2019年3月，泉州市博物馆组织考古专业人员，对该窑址进行抢救性考古调查、勘探，出土大量瓷器标本。社区居委会对古窑址十分重视，近年在其周边进行了保护性的环境整治，窑址没有发生盗挖盗掘现象。”华大街道城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姜玉霞告诉记者，“社区还创建了相关的展馆，对东门窑址进行知识普及与宣传。”

与记者一同踏勘遗址现场的泉州市人大常委郭培明认为，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陶瓷是泉州城市文化最具特色的符号之一，讲好泉州故事，与之相关的历史遗址备受社会关注。东门窑（碗窑）是宋元时期泉州外贸瓷的重要加工生产基地，这里出品的暗刻画花大碗出现于“南海一号”沉船上。今年3月，我市已把该窑址列入省级文保单位申报名录，建议有关部门着手规划建设遗址公园，这样可更好保护历史文物，又增加一处市民文化休闲的园地。如果把东门窑遗址与浔美青莲寺（当年附近有著名的无尾桥古渡口）、后渚宋代古船出土处、洛阳桥、红树林、百崎接官亭、海丝艺术公园、蟳埔渔村、文兴渡、真武庙等串联起来，完全可以打造出一条很有特色的海丝旅游线路。

泉州在宋元时期发展为东方第一大港，海外交通发达，贸易空前繁荣，陶瓷与丝绸、茶叶成为大宗外销商品。东门窑址的产品在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等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和地区多有发现，证明在宋元时期，东门窑址产品外销到日本和东南亚诸国，为福建古代外销陶瓷的主要生产地之一，是泉州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环节。魏朝阳表示，泉州的东门窑与磁灶窑、同安窑等古窑场，曾为宋元时期泉州海上出口贸易作出过重大的贡献，了解它们的历史和兴衰过程，对于现代海外贸易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窑址上出土了大量瓷器标本

南宋青釉敛口瓷碗（资料图）

北宋后期青白釉棱纹合（资料图）

多特青训负责人：穆科科青年时比赛方式几乎无法复制到一线队

新华社柏林8月25日电，多特蒙德青训学院主管保罗-沙夫兰在谈到足球人才培养时表示：“如果赢得青年赛事冠军的球员，此后没能在职业生涯中迈出重要一步，那么这些冠军本身就没有什么价值。若每个赛季能有两到三名青训球员真正进入多特一线队，就已经是‘完美的工作’。”

2000年前后，处于低谷的德国足球启动青训体系改革。青训中心逐步成为职业俱乐部的准入要求，德国足协也建立起覆盖全国的人才培养网络。十余年后，改革成果集中显现，德国队于2014年第四次捧起大力神杯。

然而此后，德国队2018年、2022年连续两届世界杯止步小组赛，今年又在世界杯32强战中被巴拉圭队淘汰。

“我们过去太重视青年足球里的竞争，反而有些忘记了发展的意义。”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特蒙德青训学院主管保罗-沙夫兰表示，德国青训需要改变的不只是训练方法、赛事制度，更要重新回答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才算青训成功？

保罗-沙夫兰的答案很直接：“两年前我们就明确——如果赢得青年赛事冠军的球员，此后没能在职业生涯中迈出重要一步，那么这些冠军本身就没有什么价值。”

长期以来，联赛排名、杯赛成绩和各年龄段冠军，是衡量一家青训学院成绩最直观的指标。但在保罗-沙夫兰看来，过于追求这些指标，有时反而会偏离青训的初衷。

“我们自己也赢过很多青年比赛的冠军，但并没有把足够多的球员送进一线队。”

保罗-沙夫兰以穆科科为例，这名曾经轰动德国足坛的少年射手，在多特青年队时期拥有惊人的进球效率，保罗-沙夫兰以“一个赛季50到60球”来形容穆科科当时在青年比赛中的统治力。

但多年后回看这段经历，保罗-沙夫兰更关心的是穆科科“怎样进球”。他说，穆科科青年时期的不少进球，是在中场附近拿球后，依靠速度和个人能力直接突破防线完成的。“这种比赛方式几乎不可能复制到一线队，可能除了梅西，没有多少球员可以做到。”

这也是青年球员培养中的一个难题：一名身体发育较早，或某项能力明显高出同龄人的球员，可以依靠优势不断进球、帮助球队获胜。若只看眼前成绩，教练没有理由改变他的踢法；但这样的优势，未必能带到成年赛场。

保罗-沙夫兰说，如果现在再培养一名类似特点的球员，他可能会让其更多尝试10号位、8号位，而不是长期固定在中锋位置。代价可能是进球减少，青年队的成绩也可能受到影响。“你可能因此每个赛季少30到40个进球，但最终可能得到一名更好的球员。”

对于真正有潜力的年轻人，多特甚至会主动给他们增加挑战。保罗-沙夫兰提到，一名U17球员曾是同年龄段的明星，升入U19后却突然失去主力位置，一度十分挣扎。在这个案例中，教练组没有让他回到U17继续当核心，而是让他留在U19适应竞争。

保罗-沙夫兰认为，从青年队进入成年队，本就是球员成长过程中最难跨越的一步。如果在青训阶段始终处于舒适环境，真正进入一线队后反而更难适应角色变化。

在保罗-沙夫兰看来，过于看重比赛成绩并非多特蒙德一家俱乐部的问题，德国青少年足球长期存在把成年足球过早移植到儿童足球中的倾向。

“你去看基层比赛，会看到太多教练试图把成年足球复制到儿童足球里。”

对于六七岁的孩子，比起阵型、站位和胜负，获得更多触球机会更重要。保罗-沙夫兰认为，如果儿童过早按照成年足球的方式进行大场比赛，每个人真正接触和处理球的机会反而有限。

近年来，德国足球已经着手改革。低年龄段更多采用小场比赛，增加孩子的触球次数；减少不必要的长途参赛；U17、U19最高级别青年赛事也完成重组，赛季第一阶段更多采用区域化比赛，此后再按照竞技水平重新分组。改革的出发点，是让比赛更多服务于球员发展，而不是让球员发展服从于比赛结果。

年轻球员频繁更换青训学院也是保罗-沙夫兰关注的问题。据他介绍，一名年轻球员整个青训阶段平均效力的青训学院数量，在欧洲五大联赛总体约为1.6至1.7家，而德国接近2.5家。

在他看来，每一次转会都意味着重新适应教练、战术、队友乃至生活环境。短期看，从小俱乐部进入更大的青训学院似乎是一次“升级”，频繁更换环境却可能打断长期培养的连续性。

德国近年来因此提高了青年球员在青训机构间流动的门槛。保罗-沙夫兰说，这对俱乐部短期选材并不方便，但从长远看有利于德国足球。

如果冠军不是最重要的标准，什么才是？保罗-沙夫兰给出了一个现实的数字：每个赛季如果能有两到三名青训球员真正进入多特一线队，就已经是“完美的工作”。

一线队位置有限，顶级青训学院不可能把每一名年轻球员都培养成自己的职业队员。沙夫兰认为，青训既要把真正具备顶级潜力的人推向更高水平，也要帮助没有获得晋升机会的球员找到下一条路。

在多特蒙德，球员最迟会在每年2月得知自己下赛季能否进入更高年龄组。如果不能留下，俱乐部会与球员及家长沟通，帮助寻找其他俱乐部、其他青训学院甚至海外机会。保罗-沙夫兰把这称为“预期管理”。

“瓶颈会越来越窄。”保罗-沙夫兰说，如果从一开始就让每名U17球员都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成为多特一线队球员，那么最终的淘汰只会更加残酷。

一家顶级青训学院，每年真正能够送入一线队的球员或许只有两三人。在保罗-沙夫兰看来，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人的培养失败。青训的责任既包括帮助少数人走向最高水平，也包括让更多年轻人认识职业足球的竞争规律，并为不同的发展道路做好准备。